希望能守住那塊屬於人類靈魂的自留地

文：蔡宗齊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榮休教授）

站在2026年這個時間節點上，回首過去三十年的學術生涯，我常感嘆於世界在技術與人文的交織中走得極快。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我與同仁們熱切探討「跨學科研究」時，那更像是一場人文學科內部的雅集——文學、歷史、哲學在同一個屋簷下對話，平實且帶有人情味，透過不同視角來補足單一學科的局限。然而，到了十多年前，一種新的力量嶄露頭角，那便是計算機科學與文學的深度交叉。及至今日，隨着人工智能與大數據以一種既賦能卻又帶着挑戰的姿態，叩響文學殿堂的大門，我不禁思考：人文學科原本的溫度與主體性，該如何在新的時代裏延續下去？

事實上，將科學的語言分析方法引入文學研究，並非今日之創見。早在二十世紀初，西方興起的形式主義批評，本質上就是一場將文學作品從純粹主觀的心理判斷轉化為具體語言證據的嘗試 。那時的學者們渴望一種客觀性，試圖將靈動的詩意拆解為可驗證的結構。然而，當下的變革與往昔截然不同。我們面對的是數字科學帶來的海量數據，是那種能夠將整個句法演變譜系盡收眼底的宏觀視野 。對於這場變革，我始終持有兩套看似矛盾卻又和諧共存的情感：一種是對於「數字人文」作為工具賦能的熱忱擁抱，另一種則是對於「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類主體性的深切憂慮。

我常將數據人文與傳統研究的關係形容為「如虎添翼」。對我而言，這份熱忱源於一種理性的自覺——我意識到數據能夠將我們多年沉澱的直覺判斷，轉化為一種定量的、可驗證的客觀規律 。我深耕古典詩歌多年，對不同文體的發展與語法現象有着自己的洞察，但如何讓這些洞察超越個人偏見，上升為普世公認的現象？這在傳統範式下幾乎是「想解決而無法解決」的難題 。而數據人文的意義，便在於它能展現出傳統研究視野之外的全景圖。

為了這份願景，我從一名倡導者逐漸轉變為深度的參與者。早在2014年數據人文尚顯生澀之際，我便斷定這將是學科長遠發展的轉折點 ，於是我組織了兩位研究生與一位初入職場的年輕學者，在《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期刊上編撰了名為「Digital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的專輯 ，出版於2018年，那是英文學界第一本專注於運用數字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特刊，我們刻意避開空洞的理論辯論，轉而提供具體的個案研究，試圖證明數字技術如何延伸了傳統文獻學與文學研究的關懷 。那次大膽的嘗試，是我和年輕一代學者在技術上的初次合作，也是對這雙「羽翼」的初步校準。

隨着探索的深入，我發現這種老一輩提供理論背景支持、年輕學者實現新技術操作可能的模式，具備極大的發展潛力。在即將面世的《稜鏡：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特刊中，我和嶺南大學同事馬傑教授以「Neurons and Texts: New Frontiers of Chinese Humanities」為題，試圖推動一場更具野心的範式轉移 。這項研究不再滿足於簡單的數據提取，而是引入了具身認知視角，結合神經科學與概念隱喻理論，去揭示意義如何在文本與讀者的身體感官、情感經驗中湧現 。其中，我們首次利用語言模型繪製了唐代律詩句法演變的全景圖譜，使那些在傳統考證中不可見的結構模式得以顯露 。這不僅僅是技術的展示，更是對「人」之主體的回歸。

對於數字人文、AI技術的探索仍未止步，資料庫建設、文本標記技術、語料分析、圖像呈現與智能計算等方法，亦為古典詩歌研究開拓全新視域。為深入研究數字技術與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之互動關係，探索新興技術在詩歌文本整理、詩學問題發掘與詩歌史書寫等研究中的可能貢獻，我將在今年10月與北京大學攜手召開「數字人文與中國古典詩歌國際研討會」，試圖在智能計算與文化記憶的交匯處，為中國古典詩歌開拓全新的視域 。

然而，在這些熱忱的實踐背後，我內心始終懸着一絲不安。這份不安，來自於我對「主次關係」的堅持。我始終認為，猛禽之翼永遠不能取代猛獸之體。文學批評的靈魂，在於研究者長年累月深度浸泡在作品中的體悟，在於從浩如煙海的外部研究中發現的定性判斷 。機器可以模擬邏輯，卻無法模擬這種浸泡帶來的溫度。我最怕看到的，是研究者養成了一種「思想的惰性」。在與一些年輕學者的交流中，我察覺到一種危險的傾向：有人試圖讓人工智能來理順零散的觀點，組織材料的邏輯 。這絕非真正的原創。真正的開拓性東西，是不能單靠現有數據推算出來的。學術研究的尊嚴，往往藏在那些絞盡腦汁的摸索中，藏在那些經歷了無數次推倒重來後的豁然開朗中 。如果略過了這些痛苦的思維歷程，研究的原創意義將大打折扣，研究者也會隨之喪失自己獨特的「聲音」與「個性」 。

我常在深夜思考，這是否是我們老一輩學者的一種杞人憂天？當代年輕人對數字技術的操作，在我們眼中如讀天書般深奧；而我們對文學意境的深度剖析，在他們看來或許也充滿了神秘的隔閡 。然而，正是這種差異，構成了當下學術發展的寶貴張力。我們互相取長補短，老一輩提供宏觀的理論框架與敏銳的審美視角，年輕人則以技術手段實現那些宏大的假說 。這種合作，本應是推動學問質變的契機。但我更擔心的，是年輕一代在技術的「賦能」中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了智能 。當一個人不再是自己做學問的主體，當他的每一個觀點都帶有算法的印記，這對於長遠的學術發展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這篇文字，是我作為一名文學工作者的獨白，也是對這個時代的一聲輕聲提醒。我對未來依然充滿期待，因為我相信時代在不斷摸索中終會尋得解決之道。但在大步邁向未來的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回頭審視。數據人文應當是為我們的人文學術服務的，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文研究成為數據的附庸 。我們需要警惕技術決定論的風險，重申人文學者不可替代的闡釋與糾偏職責 。

在AI時代的浪潮下，我希望能守住那一塊屬於人類靈魂的自留地。願每一位研究者都能在算法的海洋裏，依然能發出自己真實而獨特的聲音。這份聲音，雖然微弱，卻是文明延續下去的最有力證明。面對日益逼近的智能時代，讓我們保持那份原初的熱情，去擁抱那雙羽翼，但更要守護好那顆屬於人類研究者的永不枯竭的心。這是我畢生領域的思考，也是我對後來者最深情的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