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場離場信有時哉——從港樂人事變遷看樂團文化

任職長達13年的香港管弦樂團首席王敬，日前於社交平台發表聲明，指出自己並非主動辭職，而是在未有負面專業評價的情況下，被管理層通知終止職務，原因在於與新任音樂總監貝托祺（Tarmo Peltokoski）之間存在「理念或方向上的不一致」。

目前公眾所掌握的資訊，主要來自當事人的個人聲明。至於樂團管理層與新任音樂總監的藝術方向、長遠規劃及團隊磨合等仍要靜觀其變。然而，從藝術總監的權力層面來看，類似的情況在國際樂壇並不是新鮮事。例如1946 年，喬治·塞爾（George Szell）出任美國克里夫蘭管弦樂團（Cleveland Orchestra）音樂總監，在上任初期內直接更換首席小提琴Joseph Knitzer。1995年，邁可·提爾森·湯瑪斯（Michael Tilson Thomas）加入美國舊金山交響樂團（San Francisco Symphony），在1998年以「單方面決定（unilateral decision）」不再續約首席小提琴Raymond Kobler。

2012 年，當迪華特（Edo de Waart）即將卸任港樂音樂總監一職之際，港樂的行政總裁亦宣布離職並展開招聘，隨後迎來梵志登（Jaap van Zweden）上任。Jaap任內初期，即與當時的樂團首席尤澤福維奇（Igor Yuzefovich）在合作上出現分歧，不久Igor便離開香港。他先加入新加坡交響樂團，然後出任英國廣播公司BBC交響樂團首席，現在更活躍於多個一線樂團。由此可見，當年的人事變動，往往不是直接反映演奏的能力，而是關乎藝術理念與默契。

在交響樂團的體制中，樂團首席負責領導團隊的精神，並代表樂團團員跟指揮表達意見，成為重要的溝通橋樑。在客席指揮參與演出時，其角色便更加舉足輕重。而音樂總監是帶領整個樂團的藝術方向，提升樂團的水準和知名度——大家其實也是「同坐一條船」。音樂總監通常喜歡一位在音樂風格上有共同方向的好拍檔，令排練和演出事半功倍。當然，在架構上，音樂總監擁有選擇首席的決定權，以確保樂團的演繹與其個人美學一致。因此，當新總監上任時，首席的去留，往往或會成為權力展示的情境。

筆者想指出一點：類似的情況並非香港獨有。在職業樂團中，音樂總監還會適時重整各聲部的首席或樂手，亦屬常見。這種人事變動，在沒有改朝換代下也會發生。

王敬當年的任命，本身亦帶有個人關係的因素。當時身為美國達拉斯歌劇院首席的他，曾在訪問中透露自己曾在受聘前為Jaap進行一場私人試奏會，他當時演奏《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其後獲邀來港出任首席，開啟與Jaap長達11年的合作。

2021年Jaap對外透露，他與港樂的合約將於2023/24樂季後屆滿。到2023年6月，當時年僅23歲的Tarmo以客席指揮身份為港樂演出家鄉芬蘭的名曲，獲得各界高度欣賞。到了2024年，Jaap卸任之年，港樂在7月正式宣布Tarmo由2026/27樂季起出任新音樂總監，同時CEO霍品達（Benedikt Fohr）亦宣布即將離任。在這兩年的音樂總監交接期裏，王敬在樂團中仍一直穩守崗位。

2025年9月，Bernhard Fleischer在Tarmo上任前一年正式出任港樂CEO。及至2026年，在新樂季公布後不久，港樂正式宣布王敬將於今年11月離任。

綜觀整個發展，可以看到三個關鍵角色之間的微妙關係：音樂總監、行政總裁及樂團首席，這個「鐵三角」看似巧合地更換，其實，音樂總監跟CEO合作定下數年計劃，而樂團首席積極協助音樂總監追求共同理念的藝術方向，這樣樂團才能再創高峰。

港樂歷經數個時代的轉換。跨越十多年後，王敬這次的離任與當年Igor的情況，形成了微妙的歷史軌跡。

舞台上，序幕與謝幕，登場與離場，各有其時。首席與音樂總監之間的關係，既像一對情侶的邂逅，又像藝術界兩顆流星擦身而過；即使性格不合，最終分手，普羅大眾仍會欣賞音樂家自身的演奏「顏值」。

對個別演奏家來說，一段合作的結束，未必意味着是樂章的終結，反而中場休息後，又可能鋪展出嶄新的一篇。對王敬而言，或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妨拭目以待。

●文：梁笑君Ci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