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在中國電影的版圖上,任仲倫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作為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上海電影集團原董事長及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他執掌上影18年,將這個老牌國有電影企業打造成中國產業鏈最完整的現代電影集團之一。他主導投資製作了《色,戒》《攀登者》《亮劍》等一批兼具藝術價值與市場影響力的作品,合作過謝晉、李安、王家衛、徐克、賈樟柯等幾代導演。他是學者出身的企業家,也是中國電影產業改革的重要推動者。今年,他創意發起了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再次站到了技術與藝術交叉的最前沿。電影節期間,任仲倫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從上影集團的改革往事,談到當下「影視寒冬」的真實冷暖;從中國電影出海的困境,說到AI對電影的顛覆性衝擊—對話中,他始終保持着一種樂觀的底色。
在2003年,任仲倫任職上海電影集團時,電影市場風雨飄搖。他回憶:「當時全國票房只有9億元人民幣,銀幕數3,000塊。上影也面臨着體制僵化、人才流失、設備陳舊等困難。」很多人質疑:一個學者能搞好企業嗎?
任仲倫不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更使上影集團成為了國有電影企業改革的重要樣本。他的核心戰略只有3個字——「產業鏈」。「單一製片企業風險太大,如潮起潮落,這部賺那部虧,連續盈利3年,第4年可能虧損掉全部利潤。企業不能只有一棵搖錢樹,要變成一片森林,此長彼消、相互支撐。」
因此,任仲倫將上游的內容製作、中游的技術支撐和發行、下游的放映和相關產業全部打通。在他的主持下,上影集團建立了被公認為專業度最高的電影行業博物館——上海電影博物館,並將傳統影視基地改造為高科技片場;他加強影城和院線建設,上影聯和院線曾經是中國第一院線;新建和運營地方專業電影頻道「東方電影頻道」,形成「產業鏈完整、多片種繁榮」的格局。
此外,任仲倫還積極向外拓展合作。「『開放逼改革』。通過合作來發展,不是閉門造車。」他的開放態度,實現了一系列「全國第一」:2003年與美國華納兄弟合作,組建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影院「上海永華電影城」;在上影和平影都引入內地第一套IMAX設備;與法國等聯合投資王家衛執導的《藍莓之夜》,這是內地電影企業第一次投資外國電影;與荷里活環球影業聯合投資攝製《木乃伊3》,這是中國電影企業首次與美國主流電影公司合作打造商業大片;同時與當時全球特效技術領導者——Technicolor特藝集團聯合成立上影特藝公司等等。
「過去我們認為電影廠掌門人就是拍幾部好片子,到了上影以後,我覺得電影企業經營比電影拍攝更為重要。一個企業經營的優劣,決定了能不能持續不斷出好作品。」在他的經營下,上影成為內地最早上市的國有電影企業之一,最高市值近200億元人民幣,連續十餘次被評為「全國文化企業30強」,利潤一直處於一流水平。即便經歷行業波動,當下的上影依然保持穩定發展。
無懼「影視寒冬」 電影不可取代
面對當下普遍擔憂的「影視寒冬」,任仲倫的態度出人意料地樂觀。他的理由很簡單:電影已經有130多年歷史了,幾經起伏,依然在。「相對2019年的市場高點——642億元人民幣票房,近9萬塊銀幕,17.27億觀眾人次,我們現在是有點下行。但放在歷史裏看,我們依然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任仲倫堅信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樣式不可被取代。「第一,電影是內容產業,直接作用於觀眾內心;第二,隨着技術不斷迭代,電影不斷帶來新的視聽體驗;第三,集體觀影是一種儀式,滿足人的社交需求。人的本性是群居動物。」短視頻和短劇像吃的零食,電影像餐廳裏的正餐。「不同類的產品,不會互相替代。」
任仲倫注意到行業發生的一個關鍵變化:「大概5年前,大家曾迷信兩樣東西:流量明星和荷里活式的高概念大製作。」粉絲電影興盛了3年左右,「那時投資方更重視流量明星,大家放棄了劇本價值、藝術創造等內功,把電影的娛樂性放大,對心靈的共鳴共情放低了。」
但近兩年情況變了。「主體觀眾的年齡從17歲至23歲升到了27歲至28歲甚至更高。這批觀眾有審美判斷能力,他們要看的是電影該有的東西——藝術、創造性和技術。」如今,片方宣傳越來越無效,口碑越來越重要。「現在80%以上的人選擇電影第一是看口碑,而不是片方宣傳。」他以《給阿嬤的情書》為例:「一個完全素人主演的電影,沒有流量明星、沒有大製作,靠口碑從很小眾的潮汕題材,票房已經超過了16億元人民幣。」他相信,電影一定會回歸到本身的藝術和人性力量。在中國只走荷里活「高概念」的電影道路是不行的,必須有小規模投資、高情緒價值的電影互為補充。他去年擔任上合組織國家電影節評委會主席,看到了荷里活以外的世界電影另一種景象,如伊朗電影,用最樸素的鏡頭,守住電影本真力量。
電影強國需鑄造強勢電影企業
國家大力倡導電影出海,但中國電影出海常遇「內熱外冷」的難關。任仲倫指出,這並不是單一的電影發行問題。「美國電影的全球市場,建立在其娛樂性、類型化、高科技的特點上。它像肯德基、麥當勞,具有簡餐化和大眾性,加上高科技的展示,滿足觀眾的感官好奇心。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電影初衷是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小鎮居民拍攝,娛樂是它的本性。」
歐洲電影更注重藝術功能,美國人嘲笑它為「博物館電影」;中國電影曾經聚焦認知功能——幫助觀眾認識什麼是對的、錯的,當下開始推崇娛樂性。任仲倫認為:「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既需要國家整體形象的成功傳播,也需要契應全球主流觀眾的需求。單一文化背景的電影融入全球主流市場,存在『閱讀』和『接受』障礙。除了美國外,韓國、日本、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等電影大國,都沒有真正打進全球主流市場。」
他提出了未來建設電影強國的兩個核心標誌:「第一,拍攝有全球影響力的電影。第二,建立有全球競爭力的電影企業。大家提第一個多,提第二個少。沒有幾家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大企業支撐,好的影片源源不斷出來是沒有根基的。」美國有五大公司支撐其電影強國地位,迪士尼1,700多億美元市值,Netflix則有3,400多億美元。而中國即使頂流製片公司都還弱小:幾十億元營收、幾億元利潤。「要成為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必須進行新一輪整合——傳統公司與新興平台、新技術公司整合。」
Netflix從DVD租賃起家,建平台、收會費,積累全球付費會員3.25億,從收購內容轉向投資原創劇集,市值超過3,400億美元;迪士尼從內容起家,收購平台,有2.94億會員,市值超過1,700億美元。一個從平台走向製作,一個從製作走向平台——這指明了未來電影業資源整合的方向。目前中國傳統的製片公司單靠自有資金和資產,邁不過這個門檻。「要建一個平台要花幾百億、上千億,哪一個製片公司拿得出來?必須跟騰訊、愛奇藝等平台或者新型技術類公司聯合,才能實現跳躍式發展,達到有全球競爭力的水平。」他指出:「現在大家還沒有這個緊迫感。如果我們把電影強國作為國家戰略,就必須實現電影產業縱橫捭闔的聯合,鑄造強勢電影企業。」
【觀點】AI電影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片種
今年,任仲倫創意發起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這是全球首個聚焦於AIGC的國際級電影節。他預言,AI電影將成為一個獨立的片種,並會帶來行業的巨大變革。「這次獲獎作品中,5個本科生用一個月拍了一部90多分鐘的木偶動畫《一枚硬幣》。這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但藉助AI算力則變成了現實。」這使得大公司壟斷的格局會被推翻,製作生產力大大釋放,門檻降低、成本降低、時間縮短。「到那時靠的是人的創造力,不再分有沒有經驗、有沒有背景,大量有創新精神的人會進入這個行業。」
但這並不意味着傳統電影公司會消亡,也不意味着AI會取代人的創造。「AI電影會變成主要樣式之一,但不會一統天下。相反,個性創作含量越高的作品,會越稀缺、越有價值。」他強調:「AI是按算力邏輯推演,按現有認知的集成,它集成的是人類已經傳播的認知,但新的創意孕育於人的腦海,它沒有。」他特別強調,表演中的「人味」不可替代——看成龍從樓上跳下來,觀眾會擔心;如果是AI人,觀眾就不會有那種感同身受。
「十七世紀的馬車夫看到火車誕生,嘆息、詛咒,但沒用的,火車依舊呼嘯而過,你抵抗不了。我們不要怕技術革命。人類有能力發明技術,也有能力讓技術趨利避害地為自己服務。」他拋出一個更大膽的觀點:如果將來AI真的能替代人類去生產、去服務於一切,人類為什麼要擔憂呢?任仲倫解釋說,如果AI能更高程度上替代人類工作,而人類可以擁有更多「閒暇時間」來休息、學習、創造,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當然他也提醒,技術進步往往伴隨着新的挑戰。「技術資源過度集中在少數頭部企業手中,形成難以突破的壟斷;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在AI時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這些問題需要法律和制度及時跟上,不能讓技術成為束縛人的力量。談及對香港AI國際電影節的期待,任仲倫表示:「希望它能乘勢而為,成為全球AI電影創作的一個凝聚平台。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給華語乃至全球的AI電影人更多信心和力量。香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
【特寫】「生命是我的,要做有價值的事」
作為與幾代導演深度合作過的製片人,任仲倫對好電影的理解,最終歸結到8個字:「私人經驗,大眾共鳴」。
他談到了幾位合作過的大師:謝晉以個人經驗表達民眾命運,尤其是民族艱難時期底層人的相互取暖。「善念是最偉大的。電影表達善良,是擁有最多觀眾的。真,有人不願面對;美,各美其愛,標準不一樣。只有善良,覆蓋面最廣。」至於李安,任仲倫以《色,戒》為例。「李安曾跟我說《色,戒》所有細節的設置,只是為了讓觀眾相信片尾的最後一句話——王佳芝讓易先生『快走』。他既寫兩性之間的差別,亦要表達人性的複雜和社會的險惡。李安說,他在拍攝現場時常為王佳芝的悲劇命運而『痛心』,充滿悲憫。」王家衛的電影細述都市裏的情感困境與視覺迷幻,賈樟柯則聚焦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小命運。「不管風格怎麼樣,他們都聚焦人性,打動人心,弘揚真善美。」
因此,對於年輕創作者,任仲倫的建議樸素而實在:向生活學習。「其實,生活比電影更豐富,比編劇更富有想像力。與其閉門造車,不如開門深入生活。」
採訪最後,任仲倫分享了他的人生哲學。他回顧自己的四段經歷:在上海高校當教授,賦予他學者功底;主持《文匯電影時報》給了他行業視野與人脈;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讓他更理解政府運行和政策作用;兼任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則讓他更重視文學的力量。「每一段經歷都有獨特的價值,共同幫助我在上影形成了自己的主張和風格。」他曾給自己定下三句話:「把事情做成事件,把難度變成高度,把戰術做成戰略。」
曾有人問他:上影又不是你私家公司,你那麼努力幹什麼?「生命是我的。」他說︰「我在這裏幹了18年,幹成了很多有價值的事。這個世界你終究是個路過者,再美好也要離開。與其躺平,不如創造。創造,對每個生命而言是美妙的。」他跟女兒也這樣說:「當你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幸運的,因為這個世界不是蠻荒之地,前人已經創造了許多文明。我們要做兩件事情:第一,盡可能欣賞人類創造的文明——經典的文化藝術,包括電影,還有自然風光,別錯過!第二,如果有能力、有機會就去創造一點東西,如果能留給自己或別人去欣賞,你會更加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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