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澤方
兒時,我的世界是川西南一個小小的山村。那裏,家家戶戶都養着水牛。水牛的胃口大得像無底的山谷,於是孩子們也成了山野裏忙碌的一部分,日日與放牛、割草為伴。我總是自告奮勇去割草,自認為割草更加自由、更有樂趣。
那時候,田地包產到戶,自家田坎地坡上的草都是家裏必需的,顯得很金貴,不允許別人去割。所以,小夥伴們只能三五相約,背着背兜到離生產隊較遠的山林裏、溝渠邊割草。草少人多,青草常常剛冒出來就被剃了頭。
那是一個夏天的午後,太陽像個大火球,遲遲不肯歸去。知了躲在樹蔭裏有氣無力地呻吟着「熱啊——熱啊——」我們幾個小夥伴坐在大林山的樹林裏,頭戴柳枝編成的「草帽」,望望天邊的大火球,又看看身旁的空背簍,心裏像有一群螞蟻在爬。
「去『借』點吧?」小柯眨眨眼,手指向遠處一片青草茂密的地坡。大家心照不宣——再沒收穫,回家可不好交代。
我年齡最小,被安排當「哨兵」,發現可疑人物,便高喊:「狼來了!狼來了!」他們就會快速「逃跑」。這份差事又輕鬆,又有面子,我便欣然答應。
俗話說:「站得高,看得遠。」我像隻小猴子,「嗖嗖嗖」爬上半山腰的一個山嘴。蹲在山嘴上,我很快就開了小差:追知了、攔螞蟻,玩得不亦樂乎。
突然,一聲怒吼炸響——「小兔崽子,敢偷我家的草!」一位婦女氣勢洶洶地向全神貫注割草的小夥伴們奔去。小夥伴們見勢不妙,扔下背兜,四下慌亂逃竄。
那個婦女餘怒未消,罵罵咧咧地將幾個小夥伴背兜裏的草全都倒在路旁,將背兜一個個扔進了水田裏。
我自知失職,羞愧難當。等那個「瘋婆子」一走,我趕緊跑下去,從水田裏撈起背兜,清洗乾淨。小夥伴們數落了我一通,各自背上背兜,像鬥敗了的公雞,耷拉着腦袋,紛紛走進了山林深處。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們割取的不僅是青草,更是他人田地裏不容踐踏的生計;而山林的寂靜深處,才有真正屬於我們的、無愧於心的綠意。
然而,童年的韌性總能在泥土裏重新扎根。當鐮刀再次揮向得到「許可」的草叢,另一種秩序下的樂趣,便又悄然萌發出來。
也許我天生手腳笨拙,割草總是比小夥伴們慢一些。於是我便常常提議玩「打叉」遊戲,自告奮勇去割來幾根樹枝,搭成一個「三角叉」。每人拿出一把草,堆放在地上作為「綵頭」。我們都退到10米開外,逐一向「三角叉」擲出自己的鐮刀。誰的鐮刀打倒了「三角叉」誰就獲勝,那一堆由大夥湊集起來的「戰利品」便歸他所有。雖然我割草不行,可我投擲技術一流,總是贏多輸少,彌補了我割草慢的缺陷。
割草還有一項福利,那就是「扒地瓜」。這裏的地瓜是一種野生的、小型漿果狀的野果,學名通常被稱為「地果」或「地枇杷」。地瓜成片成片地生長在山坡上、田埂邊,倒卵狀橢圓形的葉片綠油油的,生機盎然。「六月六,地瓜熟。」農曆六月,地瓜熟得正透,熱烘烘的土腥氣裏混着一絲若有若無的甜香。小夥伴們赤着腳丫子在山坡上呈「一」字排開,趴在地上耐心地搜尋着。
我用小手在盤結的草根間急切地摸索,指甲縫裏塞滿了紅褐色的泥。突然,指尖觸到圓溜溜、軟嘟嘟的小果。我定睛細看,那一片密密麻麻躺着好多地瓜。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顆熟成醬紫色的地瓜,顧不得沾着泥星子,忙不迭塞進嘴裏,那股帶着土味的清甜立刻在舌尖炸開。我一邊慌慌張張地摘,一邊往兜裏塞,心裏像淌着蜜。
太陽西斜時,我們背着滿簍青草,揣着滿兜野果,晃悠悠下山,心裏美滋滋的。
兒時割草的那段日子,苦裏有甜、忙中有趣,就像野地瓜的滋味,帶着泥土氣,卻一直清甜到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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