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起點 應從1928年算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東京審判開庭之初，國際檢察局一度傾向於將清算日本戰犯罪行的起始時間定於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但中國檢察官團隊堅持將起始時間定在1928年1月1日，理由是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謀殺中國東北、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這就是戰爭行為。而日本是《巴黎非戰公約》的簽約國，該公約就是1928年簽署的。

「這不是戰爭 什麼是戰爭」

被告辯護律師喬治·山岡抓住這一問題大做文章，他在1946年5月14日首次發言時就發難，聲稱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前雙方未處於交戰狀態，因此不存在戰爭，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

「當天下午，我父親首次發言就予以嚴正駁斥，他說，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再到日本向中國各個地方發動侵略，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軍民。他質問日方律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什麼是戰爭？」仔細觀看過當時庭審錄影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說，「What is war？What is war？我父親連說了兩遍！」

正是向哲濬團隊的堅持，國際檢察局最終採納了中方意見，將清算起點鎖定在1928年。向隆萬表示，東京審判是以英美法系為主，庭審辯論的激烈程度是超乎想像的。例如，1947年10月6日法庭審理板垣征四郎的罪行時，中國檢察官團隊3個人發言122次，辯方6個人發言123次，持續了整整一天，其間甚至出現了向哲濬走上講台和日方搶話筒的罕見場面。

最艱難的任務是收集證據

「最艱難的任務還是收集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書證。」向隆萬說，中國檢察官團隊組團非常匆忙，1945年12月份才確定向哲濬作為中國檢察官，尋找證據的時間非常短，而日軍敗亡之前又三令五申銷毀證據，加上中國老百姓缺乏保留證據的意識，更增加了尋找證據的難度。

為此，擔任中國代表團秘書兼助理檢察官的裘劭恒多次回國取證，還將許多中國受害者的書面證詞翻譯成英文，並且由受害者本人和裘劭恒同時簽字作證。這些書面證據當中，又以南京大屠殺受害同胞的證據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