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座不夜城的高速轉動,背後是無數打工仔的通宵達旦。隨着資訊科技發達,通訊軟件的便利,下班後公務纏身更成為常態,尤以金融業深切體會這種「隱性加班」佔據家庭生活及私人空間。先後在港資、外資、中資等銀行工作逾20年的梁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坦言,全球化下,時區(time zone)的邊界漸趨模糊,港股美股交替開市收市,從業員陷入永不落幕的待命狀態,卻身不由己,他反問:「遇上美國加息減息,深夜都要關注,難道要和老闆說『我明早返工再看』?若客戶半夜致電,經理為維護與客戶關係只能回覆,這是否算加班?」這種默默付出的韌性,刻畫出香港打工仔敬業樂業的真實寫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千尋
中環街頭人潮湧動,梁先生還未踏入辦公室,手機震動聲已接連不斷。指尖劃過屏幕,在線辦公的連環訊息,為他忙碌的一天揭開序幕。他形容,上班時間通常被用來梳理下屬及同事的需求、解決突發問題、回應上級指令,真正屬於他職責內的工作,卻排在非辦公時間裏處理。
加班如家常便飯 入侵私人空間
在銀行業打滾二十多年的梁先生做過不同崗位,每個部門的人手幾乎都是捉襟見肘,若有同事放假,其他人便要「頂上」。疫情期間,遇上同事染病隔離,剩下兩人要扛起原本5人的工作量,加班已成家常便飯,甚至曾連續幾星期由早上九時工作至凌晨三四時。好不容易熬過疫情,加班卻以「無形」的狀態一點一滴入侵他的私人空間。「以往打風落雨不用返工,才真正可以唞吓,但現在只要有桌子、有電源、能上網,就可以工作,加班不一定要在辦公室。」
他在銷售崗位時「隱性加班」頻繁,下班後要與同事應酬、聯絡感情;客戶訊息更是不分晝夜如雪花飛至,為的就是要促成業務,「很多工作都帶回家做,多到難以量化,只能粗略估算一天有3句鐘的私人時間在辦公務。」
最大犧牲:錯過子女重要成長階段
長期陷於待命狀態,身體發出健康警號,梁先生身邊也不乏同事因加班出現胃痛、肝腎功能下降等毛病,最大犧牲是錯過子女重要的成長階段,「小朋友開學第一天想送他去學校拍張照都做不到,深夜回家只能給熟睡的孩子蓋蓋被子,周末約好去迪士尼,一個工作信息就只能取消。」
梁先生認為,工時長和加班已成為行業文化,更糟的是上級評核往往依賴主觀印象,認為「七點放工不正常,九點放工才是勤力」,甚至公開表揚深夜回郵件、放假仍工作的員工,無形間鼓勵員工無償加班。在此氛圍下,中層管理成為夾心,既要承受上級的壓力,亦要面對下屬抗拒加班的反彈,他說:「中層上有老闆壓着,下有同事要照顧,自己又要供樓、養小孩,離職後也很難在就業市場找到同樣水平的工作,根本沒有反抗空間,只能扛起下屬的部分工作。」
「標時」立法銀行業難規管
對於標準工時立法,梁先生認為方向未必不好,但在銀行業推行很難規管。他分析,若立法推動,銀行或需重新簽訂合約,營運成本勢必上升。更困難部分是「工作時間」的界定與監管,不少工作以電郵、手機訊息、遠端登入形式完成,難以量化,「若客戶半夜致電,經理為維護客戶關係只能回覆,這是否算加班?」即使銀行內部設有投訴機制,員工未必敢用,若投訴上級後,即使日後換了主管,也可能被貼上「麻煩」標籤,令處境更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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