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跨國項目隨時候命 金融律師周返百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千尋）入行十年，金融律師陳小姐一天24小時幾乎都被工作填滿。除了睡眠，剩下七成時間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工作的路上，每周工時70小時至100小時，換來的是經手規模幾億甚至百億元的項目。然而，漂亮的數字背後，是極致壓縮的時間成本與被犧牲的私人空間。若項目涉及海外團隊或跨國企業，香港律師團隊需配合國際時區，她的生活就陷入隨時待命狀態——深夜十一點的美國連線，或是清晨五點的跨國會議，時鐘的指針早已不再屬於自己。

隨着資歷增加，陳小姐更多時候需要直接對接跨國企業負責人，對方的工作節奏往往是無休止，他們的邏輯也很直接：「你的薪水高，需要你的時候你就要給出意見。」若無法即時回應，客戶便可能轉向其他能隨時支援的團隊。疫情過後線上會議軟件普及，令會議更易安排，過去需要面對面的討論，現在往往可即時召開。

在超高工作強度下，壓力亦隨之累積。陳小姐說，長期缺乏完整假期，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曾試過因連續趕工三天沒回家。無論是顛簸的巴士、疾馳的高鐵，還是萬呎高空上的客機，只要有網絡，就是她的流動辦公室。「有時更要為工作犧牲假日的親子時間，亦見過有人因長期忽視家庭而導致婚姻破裂。」

坦言商戰殘酷

「標時」淪空中樓閣

「標準工時」對於陳小姐是遙不可及，她坦言在殘酷的商戰中，標準工時淪為空中樓閣，難以落地。「客戶會直接找你，你不可能不回覆。」但她同時仍期待社會探討標準工時等制度安排，「如果我還在做junior（初級）的時候看到這樣的報道，也會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