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企「東遷」的背後更多是企業的主動選擇,內地經濟學家宋清輝指出,當地高能源成本、高稅負、高勞工成本以及產業政策約束,迫使企業「用腳投票」,「如果僅是被動逃離,企業通常會選擇低成本國家,而非集中流向中國。德企持續加碼中國,說明存在更深層的主動邏輯。短期來說可以是『成本避險』,但中長期來看,這是一種『戰略嵌入』,是全球產業重心東移背景下的理性選擇。」
宋清輝表示,近年來,德國「能源轉型」疊加碳稅、環保規制與勞工成本,已經對製造業形成系統性擠壓。「首先是能源成本。去核電、去化石能源後,電價長期處於全球高位,尤其對化工、鋼鐵、玻璃等能源密集行業衝擊明顯,大量企業考慮將生產外遷。研究顯示,在綠色轉型框架下,部分工業在德國本土生產已『不具經濟可行性』。」
同時,當地碳排放約束與環保標準提升,使企業面臨額外投資與合規負擔,「德國的高福利體系也推高了用工成本,削弱價格競爭力。化工巨頭裁員、汽車產業關閉工廠、傳統製造衰退,均反映成本壓力已轉化為實際產業收縮。總體來看,這些因素並非短期波動,而是制度性成本上升,導致德國製造業出現『空心化風險』,迫使企業進行全球再布局。」
「從需求側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與化工市場,從供給側看,中國擁有全球領先的製造業體系,具備不可替代的產業鏈密度。此外,德企大量通過中國子公司利潤再投資,說明其經營重心正在本地化。」宋清輝指出,當前的產業邏輯已從「出口中國」轉向「嵌入中國生態」,趨勢包括供應鏈本地化、研發本地化,甚至標準參與等,他判斷,未來德企在華布局或將呈現「高端製造+本地市場+技術協同」的長期深耕,而非簡單產能轉移。
轉移中國尋找確定性生產環境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江瀚則表示,綠色轉型政策在德國本土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激進的去核去煤策略推高了能源價格,加之嚴苛的環保規制增加了合規成本,導致德國本土工業生存空間受限。這種政策性的成本外部化,迫使巨頭不得不將高能耗、重資產的產能環節向能源供應穩定、綠色轉型路徑清晰的中國轉移。這並非簡單的產能搬遷,而是企業在政策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生產環境的生存本能。
而從要素成本驅動的產業經濟學視角審視,江瀚指出,歐洲勞動力成本的剛性上漲已顯著削弱其本土製造的國際競爭力,疊加社保等非工資成本攀升,使得「德國製造」的成本紅利日益消退。相比之下,中國擁有完備的產業配套與相對優化的要素結構,德企來華不僅是追逐市場,更是通過空間置換來對沖本土成本高企的壓力,維持全球價格體系的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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