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堅守大漠 甘於奉獻 敦煌的探索與守護

●作者：李耀輝（義覺）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提出了「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概念，意指罕見而無可替代的文化與自然財富。目前，我國擁有約60處世界遺產，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敦煌莫高窟更於1987年被列入為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今更被視為「一帶一路」文化相通的標誌性象徵。

「敦煌」，這座風沙中的古城，自張騫出使以來，便開啟了千餘年的繁盛，惜在元明之際漸次沒落。然而，它的魅力卻跨越時空、超越宗教，使歷代僧侶、道士、學者與文化人甘願將一生獻於風沙之中，成為研究敦煌文化不悔的囚徒。

千年敦煌夢

敦煌莫高窟，又稱「千佛洞」，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相傳，僧人樂僔法師行經三危山下，忽見金光萬道，宛如佛光遍照，心有所感，遂發願於崖壁開窟塑（佛）像，第一個石窟由此誕生。其後歷經各朝各代，石窟建造不絕。至公元1036年，西夏佔領敦煌，陸上絲綢之路漸趨式微；其後，元代開通北方草原之路，敦煌交通地位日益下降。至明代劃嘉峪關為界，敦煌便淪為邊陲荒地，「莫高窟」也在風沙之中沉寂下來。

然而，從前秦至元代，千年營建，積沙成塔，使今存洞窟490多個，壁畫約45,000平方米，彩塑2,000餘身，規模之宏富、內容之廣博，幾乎可被視為一部藝術史詩。

試想，古人僅憑一盞燭火、一雙肉眼，懷抱心中圖景，在幽暗石壁上刻畫出仙樂飄揚與萬象人間——歷經千載沉睡，直至第一顆燈泡亮起，連綿壁畫驟如銀河碎星，次第浮現，交織出浩瀚斑斕的宇宙，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癡兒」勾得魂牽夢縈，自我流放於繁華之外，為文明服役。

結緣敦煌

2007年，嗇色園為籌建太歲元辰殿，特邀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題匾。饒公為敦煌學大家，言談之間屢及敦煌藝術與經卷。他那廣博的學問，為我照見敦煌風華。如今，太歲元辰殿天幕環繞的八尊「飛天」，正是這段善緣的最佳見證。

事實上，我對敦煌學並無研究，但單是管中窺豹，已足以震撼心靈。然而，愈是了解，愈覺沉重。晚清年間，有道士王圓籙（道號「法真」）居於莫高窟，其間發現藏經洞。此後，他奉上一生清沙修窟，清貧到老，將化緣所得悉數用於石窟。可嘆，他為藏經奔波7載，卻始終未得官府與學界重視，遂誤以為藏經並無價值。縱然如此，當外國來客提出購經時，王圓籙仍是拒絕的。但對方卻狡猾地扮演虔誠信徒，以「知己」身份獲得經卷。而王道長卻因此背負「倒賣文物」之名。後人論之，毀譽交織。

敦煌中的道教：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

對於王圓籙道長，他或許懷着千百般善意出發，卻最終落入無可挽回的結局。也許只能慨嘆：「命該如此。」然而，天命縱有所定，人力亦當有所為。既緣起於道門，我亦願帶領嗇色園，略盡綿力，為「敦煌學」添一分助緣。

2020年，本園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開展「敦煌中的道教：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梳理敦煌石窟中佛、道互動情況，嘗試補足敦煌學相對較少關注的一環。其後舉辦學術研討會，彙編論文集，並出版《敦煌道教遺蹟選萃》。書中多幅圖像更為首次以「彩色」公開面世。

其後，學者們在整理研究成果時，又發現了新的線索，延伸出「絲路沿線石窟」的課題。惟他們經費不足，只得懷着幾分忐忑來園相商。對於要否再支持一項新計劃，本園內部一度意見分歧。經反覆思量後，本人投下了贊成的一票——學者窮盡年華，守護文明。我們既不能親赴大漠、埋首卷帙，至少亦應在資源上予以支持。事實上，在這場文化傳承的事業中，最輕鬆的角色，反倒是出資人吧！

如今，研究取得初步成果。香港中文大學將於今年4月21至23日舉辦「道釋相激：絲綢之路沿線文化交融學術研討會」。譚偉倫教授來函，邀我於開幕典禮致辭。起初，我曾有婉辭之意，畢竟這個舞台理應屬於長年深耕的學者。然而思量再三，實難推卻教授的誠意，而我亦期望見證這段文化因緣的結果。

行文至此，方覺冗長。敦煌夢繞千年，縱行文萬千，亦難寫風沙一瞬。最後，願借昔任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的「莫高精神」作結：「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擇一事，終一生，何嘗不是一種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