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黑炮事件》黑色幽默引人深思 導演黃建新：未來影視應倡導視聽敘事體

【獨家專訪】「荒誕的本質，是所有人都在嚴肅認真地執行一套程序，而程序的終點與初衷早已偏離。」40年前，《黑炮事件》在中國銀幕上投下一枚風格凌厲的黑色幽默炸彈。40年後，這部影片再次亮相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依然引發熱烈討論。中國第五代導演黃建新在香港期間，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專訪，從那個如飢似渴的1980年代談起，一路穿越中國電影的起伏沉落，直抵當下最熱的AI浪潮。他的思考從電影出發，卻遠遠超越了電影——關於語言、關於文化、關於人類正在經歷的又一次根本性變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影片《黑炮事件》的荒誕感從何而來？黃建新給出一個極具理論自覺的定義：「荒誕在藝術裏是一種結構對應——所有人都在認認真真做事，所有程序都認為應該這樣做，但事情的本質已經發生了漂移，陷入了二律背反。」就像開會，參會者依次匯報上周工作，流程完整，形式嚴謹，但只要有一人提出異議，整個流程就要從頭再來。這種荒誕感並非戲劇性的誇張，而是日常生活的精確提純。

在《黑炮事件》中，這種結構對應被推向極致。影片以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為背景，從西德引進的大型礦產設備成為核心象徵。對外開放的迫切需求與長期形成的體制慣性之間，產生了複雜的摩擦與錯位。一位知識分子為了尋找一顆象棋棋子「黑炮」，花費比棋價更高的費用拍發電報——這個看似不合邏輯的行為，如同一塊投入平靜水面的石頭，激起了層層荒誕的漣漪。大家開始懷疑這是不是暗語，一個接一個的誤解被觸發，像多米諾骨牌般層層推進。「當年《黑炮事件》在法國放映時，當地影評人看完後說：『這講的就是我們的辦公室政治』。」聯合國會議上各成員國輪流發言卻難以形成決議，同樣是這種人類困境的寫照。荒誕因時代而形態各異，但其結構本質——程序正確與實質推進之間的斷裂——貫穿始終。

影片着力表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那種單純的執拗，他們熱愛某事便會執着追求，堅守某些原則便不計成本，行為方式在常人看來或許不合邏輯，但這種單純恰恰是那個時代最可貴的精神底色。

文化覺醒與香港的橋樑角色

《黑炮事件》誕生的1980年代中期，恰逢華語電影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共振期。黃建新回憶，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內地的第五代導演、香港的新浪潮、台灣的新電影運動先後湧現。「前後相差不過兩三年，海峽兩岸暨港澳同時出現了一代人。」香港有許鞍華、方育平，台灣有侯孝賢、楊德昌，內地則有陳凱歌、張藝謀，以及黃建新本人。

那是一個文化上如飢似渴的年代。黃建新1977年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在此之前，他當過空軍地勤，修過戰鬥機。恢復高考後，大家的學習狀態可以用「拚命」來形容。「吃飯也抱着一本書，什麼都看。」他給自己定下每年閱讀不少於60本書的目標。這種求知狀態並非個例，而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肖像。

更值得關注的是，電影只是那個時代大文化浪潮中的一部分。當時同時出現了朦朧詩、星星畫派、傷痕文學、現代戲劇等一整套活躍的文化圖景。「電影因為離普通觀眾最近，所以表現得尤為強烈。」它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整個思想解放運動在視聽領域的延伸。

香港國際電影節在這一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橋樑角色。1987年，黃建新、陳凱歌、張藝謀等中國的第五代導演集體亮相電影節。「全世界的選片人跑到香港，把中國電影帶到各大國際電影節。」從那時起，中國電影人開始與世界各地的同行建立聯繫。他至今保留着庫斯圖里卡送給他的劇本，與眾多國際影人有過對談與合作。這些跨國交流的起點，正是香港。「從香港，中國電影走向了世界。」

農耕文明底色下的中國城市

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群體中，黃建新的城市敘事視角頗為獨特。他坦言自己未曾下鄉，但對此有更深層的觀察：他與張藝謀都出生並成長於西安，而西安本質上是一座由農耕文明價值觀塑造的城市。「西方城市從古希臘、古羅馬到工業革命，形成了以自由民和商業契約為基礎的城市形態；而中國如北京、西安等古都，其運行邏輯依然是農耕文明的延伸。」

這一判斷直接影響了黃建新的創作。他拍攝的城市題材影片，表面上是城市故事，骨子裏卻包含着大量農耕文明背景下的人際關係。以《背靠背，臉對臉》為例，故事發生在一座文化館的大院裏，建築形態像廟宇，但展開的全部是人與人的關係——不是制度在運轉，而是人情在支撐。「這不是國際意義上的現代城市，這是中國的城市，保留了巨大的農耕文明特徵。」

相比之下，《錯位》是一個徹底的例外。這部拍攝於1980年代後期的科幻作品，講述了一位被提拔到領導崗位的知識分子，製造了一個機器人替自己開會，最終機器人失控的故事。在技術條件極其有限的當年，攝製組依靠停機、遮擋鏡頭、二次曝光等「最原始的方法」完成了科幻感的呈現。「年輕時就敢亂來，不顧一切；年紀大了，反而會給自己設置許多障礙。」

《錯位》在視覺風格上也極為大膽，呈現出強烈的、不寧靜的視覺效果。「我想利用顏色造成一種跳躍的、衝動的心緒。強烈的顏色會讓你不安，淡綠、灰綠會讓你平靜。我在用顏色和構圖表達一些聯想，不是要告訴你我在幹什麼，而是通過情緒感受讓你產生對電影的認知。」

華語電影的生存與演變

時間步入二十一世紀後，華語電影走向商業化。黃建新監製了諸多高度工業化的作品，經歷了從導演向職業監製的身份轉變。黃建新回憶起一切的起點，1990年代初荷里活大片席捲全球，《真實的謊言》在內地影院引發排隊觀影熱潮，中國電影一度無人問津。「老百姓不進電影院了。」正是在這一危機時刻，黃建新選擇暫時放下導演工作，將監製這一角色系統性地引入內地電影工業。他參與推動了《投名狀》《建國大業》《十月圍城》《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等影片的製作與市場運作，見證了中國電影票房從4億元到近百億元的躍升。「如今我們去年票房超過500億元，國產片份額從30%多提升到70%以上——中國電影活下來了。」

但與此同時，他清醒看到華語電影的挑戰：時間成本。「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看一場電影，往返路途加上觀影需要4到5個小時。工作日你能拿出5個小時嗎？」這一現實導致四線城市反而成為重要票倉——家距離影院只需10分鐘的路程，加上2小時觀影，總計2小時20分鐘。大城市的人不是不看故事，而是選擇在iPad、投影甚至手機上觀看。

因此，黃建新主張放棄對電影院的單一執念，轉而擁抱「視聽敘事體」這一廣義概念。電影、網劇、微短劇，本質都是運用視聽語言講述故事。「去年中國電影票房500億元，豎屏微短劇的市場規模是1,000億元，今年預計達到1,800億元。從產業產值上看，它已經超過了電影。」他認為，不應站在電影的立場上否定其他形式，而應正視「視聽敘事體」的多元發展。

電影院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群體觀影的從眾效應，喜劇可以傳染，恐怖片可以互相驚嚇，這是心理學層面的儀式感。但黃建新也樂觀地展望，未來虛擬技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虛擬能讓你感知到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觀眾坐在你旁邊，那在家裏看也能達到影院效果。」在他看來，科學帶來的永遠是更廣闊的閱讀方式，而不是越來越逼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