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面對注定到來別離 積蓄獨自生活勇氣

安寧療護病區位於沙園中心一樓的內院邊，擁有整個醫院最好的光照和綠化景觀。暖陽灑進幾間安寧病房，通透明亮。79歲的潘叔就住在其中一間的靠窗床位。見人來探望，他笑着努力撐起半邊身體，用不甚清晰的口齒打招呼：「你好啊！」

「來到這裏，就是最後一站了。」老伴好姨說。潘叔去年確診肝癌骨轉移，輾轉多家醫院，被告知最多只剩半年，「只能吃止痛藥，一路吃到嗎啡，就算天天吃都覺得好痛。」為了讓潘叔最後的日子不那麼痛苦，他們選擇了安寧療護。

「我先走，你們不用傷心」

「人始終都是要走的，不幸的是我患了這個病而已。我先走，你們不用傷心。」潘叔趁在海外的女兒和家人都趕回探望，主動召集一次家庭會議，將早年就寫成遺囑的心願一一交代：身後事從簡，如遇重病不做搶救，骨灰撒海，還特意叮囑不要在門口點蠟燭，「怕嚇到街坊。」

在完成生存期評估、生活自理能力評估以及住院意願溝通等一系列流程後，潘叔正式入住沙園街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安寧療護病區。

相伴近半個世紀，面對這場注定到來的別離，老兩口依舊攜手相伴。好姨還住在廣州荔灣區芳村的家裏，每天清晨，她起身先切好肉菜，煮成軟爛飯粥打包，搭乘45分鐘公交車，橫跨一條河兩個區，十點準時抵達病房陪潘叔吃飯，風雨無阻。起初她一天往返兩次，年屆七旬的身體漸漸吃不消，肩周炎發作時連抬手都困難，便改為每日一次。「我再怎麼不舒服都要過來，要是我都不來，就沒人陪他了。」

隨着身體每況愈下，潘叔的藥物幻覺愈發嚴重，神志也有些不清。「他現在就像個小孩。」好姨說，以前從沒見他流眼淚，現在卻時常沒來由地哭，喊着想回家。一次深夜，他腫瘤痛發作，不喊打針吃藥，而是喊了一整晚好姨的名字，反覆說着「打電話給譚桂好（好姨），叫她帶我回家」。還有一次，好姨只在去探望他的路上耽擱了十來分鐘，卻很快接到護工的電話。電話那頭，潘叔正着急地說：「你幫我打電話給她，怎麼這麼久都不來啊？是不是不記得我了？」

「一個人也要過好每天」

死亡在前，那些哭泣、焦急與孩子氣的執拗，或許背後都藏着更深層的害怕—— 被遺忘。好姨感受得到這些恐懼和慌張，始終笑着逗他開心，希望他無憂無慮無痛地離開。在醫護悉心照料下，潘叔的生存期已超過7個月，超過了醫生最初的判斷。告別在安寧病房裏不斷拉長，好姨也慢慢整理起獨自面對今後生活的勇氣：「以後剩我一個人，也要過好每一天。」她說，自己已經想清楚並和女兒交代了，「如果有一天阿媽真的不行了，你也送我回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