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快遞員到作家 胡安焉：在文學中尋得精神寄託

2023年，一本名為《我在北京送快遞》的非虛構作品橫空出世，迅速登上各大圖書暢銷榜，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這本書的作者胡安焉，也因此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前快遞員、打工人，一躍成為備受矚目的文學新星。然而，在這份突如其來的成功背後，隱藏着一個關於挫敗、逃避、堅持與自我和解的漫長故事。

近日，胡安焉受香港國際文學節之邀來港與讀者分享創作心得，其間接受了香港文匯報專訪。在訪問中，他回溯了自己二十多年來的人生軌跡與寫作心路，揭示了一個「內向者」如何在現實的夾縫中，通過文學尋得精神寄託，並最終被世界看見的複雜歷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將時間撥回2009年，那一年胡安焉30歲。彼時的他，並非意氣風發的青年作家，而是一個在職場中傷痕纍纍的「失敗者」。「我之前二十幾歲的時候，人生經歷、工作經歷、社會經歷都不太順利。」胡安焉坦言，語調平靜卻透着一種歷盡千帆後的澄澈。到了30歲這個節點，各方面的壓力與狹窄的求職選擇，讓他對當時的人生感到絕望，「很難會有什麼太好的出路」。

通過寫作建立自我價值

他剖析自己的「失敗」並非偶然。內向、過度敏感、在人際相處中極易受到精神負累——這些特質讓他與主流職場格格不入。「我做不了銷售，」他舉了一個在廣州北京路服裝專賣店的例子，「只要顧客流露出一絲否定，我就沒辦法堅持。對我來說，如果一直堅持是在強迫別人，被拒絕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他無法與同事爭搶客戶，也無法向僱主爭取利益，甚至連面試都要在確保自己條件「充分達到並超過要求」後才敢前往。「我害怕失敗，害怕挫折，寧願降低自己的慾求，去克制自己，而不是去挑戰。」

28歲到30歲間，他在南寧經營一家女裝店，與同行的惡性競爭讓他精神備受傷害。在種種擠壓之下，胡安焉做出了一個近乎「退場」的決定：他不想再走那條大多數人所選擇的、高度社會化的道路——掙錢、成家、買房、生兒育女。「也可以說我認輸了，被打怕了。」他承認。

然而，認輸不代表放棄。他急需一個精神寄託，以防止自我的徹底崩塌。對他而言，在工作縫隙間的閱讀與寫作，不是風花雪月的文學夢想，而是出於一種「必須如此」——在充滿挫敗感的生活中，抓住一片浮木，找到一種支撐，「建立一種自我的價值感」。「起碼我有一個東西，我是全身心地、純粹地投入進去做、去積累。」他不求掙錢或出名，只求在自我認知中，這一生不至於「一無是處，白活一場」。

選擇寫作，既是這種內向驅動的結果，也源於早年埋下的種子。2003至2004年他加入漫畫社結識的文藝朋友，以及在開服裝店痛苦時閱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塞林格，都為他打開了一扇門。「我覺得這個事情不錯，它能讓我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有白活。」他帶着一種近乎偏執的想法投入其中。文學將他與現實隔絕開，他初時於是將文學看作是現實的對立面—現實是骯髒的，而文學無比崇高。「我通過貶低傷害過我的現實生活，來抬高藝術的價值，來克服自卑感和對失敗人生的挫折感。」他最初的作品充滿了傷痛，素材皆源於此前人生中那些羞恥與挫折的經歷。

生活是藝術的主體

然而，這條精神救贖之路並非坦途。2009年辭掉工作後，胡安焉靠積蓄在廣州父母家「啃老」了一年半，專心閱讀和寫作，奠定了文學基礎。但積蓄總有花光的一天。2011年，他開始開淘寶店，卻陷入了寫作與生意「兩不像」的困境：寫也寫不下去，店也做不起來。彼時他租住在廣州三元里的城中村，每天往返於火車站、服裝市場補貨、拍照、做客服，還要處理棘手的「中差評」，同時心繫文學論壇。這種「一邊說着『親，你好』，一邊讀着卡夫卡」的分裂狀態最終難以為繼。

2012年下半年起，他停筆近兩年。從雲南的商場保安、烘焙店學徒，到上海便利店和自行車店的高強度工作——在那個著名的美國自行車品牌專賣店裏，他每天工作13到14個小時，下班後還要學習騎車、遛店裏的狗。「完全沒有辦法兼顧寫作，連閱讀都很難。」但他坦言，當時並不焦慮，「我覺得挺好的，這些經歷、工作、掙錢、騎車，就是意義所在，它們在當時比寫作對我的意義更重要。」

正是這些跌跌撞撞、時斷時續的經歷，重塑了他對文學與生活的看法。「我現在認為，生活本質上就是藝術的主體。藝術是一個人自身氣質、品格、感受、思想的內在東西的語言化體現。」他引用貢布里希與高爾基的觀點，認為「沒有藝術這種東西，只有藝術家」，而「文學就是人學」。寫作不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對自我的誠實面對與深入。「寫作不是技術性問題，它本質上是個人本性的問題。你是什麼樣的人，決定了你能寫出什麼。」

從豆瓣日誌到現象級暢銷書

真正改變一切的，是2020年4月。當時失業的胡安焉將2017至2018年在廣東順德某物流城做夜班理貨員的經歷寫成文章發在豆瓣，卻沒想到，這篇回憶錄在豆瓣上引發了現象級的關注和討論。數十萬的閱讀量、大量的轉發評論打賞，讓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種「被看到」的衝擊。「那是我最驚訝、最激動的時刻，完全吃不透這個事情。」

隨後，一個名為「副本製作」的藝術團隊聯繫了他，團隊中的編輯之一正是胡安焉早年混跡文學論壇時就欣賞的作者。來自「知音」的鼓勵至關重要，他應約寫下了2018至2019年在北京兩家快遞公司的從業經歷，後來被發表在著名的Mook《讀庫》上。

最終，這些文字吸引了出版方的注意，經過近三年的打磨，收錄了他從快遞員、自行車品牌店員到保安、烘焙學徒等19份工作經歷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於2023年問世。其引發的社會反響遠遠超出了胡安焉最悲觀的預期——「我一開始希望它不要虧錢就好」。它不僅成為暢銷書，更斬獲諸多獎項，還被許倬雲等文化名人推薦，甚至出版了英文版。

「非典型的快遞員」

對於讀者鋪天蓋地的反響與共鳴，胡安焉感到溫暖。許多來自完全不同職業的讀者告訴他，在他的描述中看到了自己，這對他是一種治癒。但他內心最珍視的，是那些能透過文字辨識出他「個人特殊性」的理解。「很多人認為看這本書是看一個快遞員寫自己的經歷，帶有獵奇性。但極少人能認識到我不是一個『典型的快遞員』。」他說，「能察覺到這一點並給予肯定，才是令我最感動的。」

他也坦誠面對由此帶來的複雜心境。對於書名帶來的行銷效果和巨大成功，他充滿感激，認為正是這個「世俗」的標籤，讓他這個「塵埃」般的小人物有了被看見的機會。但同時，面對許多才華遠勝於他卻未被發現的寫作者朋友，他內心常懷「羞愧」。「我深知這裏面的不公平。但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你必須接受。」順利時不得意忘形，不因外部認可而高估自己，是他對自己的告誡。

如今，他的「生活三部曲」——《我在北京送快遞》、《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處》已先後問世。從第一部的職業經歷，到第二部的性格心理成長，再到第三部偏向文體實驗的寫作梳理，這並非預先規劃，而是他被命運裹挾着、一步步走來的真實印記。對於未來，他坦言自己無法像專業記者那樣去採訪、調查，持續進行非虛構寫作。他的興趣始終在小說，在那些如塞林格、卡夫卡、契訶夫一樣能帶來生命感受共鳴的文學世界。

「如果我當時沒被編輯發現，還會繼續寫嗎？」面對這個問題，胡安焉沉思後回答，大概還是會像以前一樣，工作與寫作交替進行。當對工作厭倦了就去寫，寫厭倦了又去打工。寫作的衝動源於內心的呼喚，而非外部的堅持。「如果沒有這種內心的衝動，我可能不會勉強自己，會在其他方面建立對自我價值的認可。但那會是比現在更漫長、更困難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