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浩月
寫「梁莊三部曲」的梁鴻,在出版長篇小說給人留下要向虛構轉型的印象之後,再次回歸到非虛構領域,寫作出版了主題為親子關係、家庭與校園教育的《要有光》。和《中國在梁莊》等故鄉主題還蒙着一層溫情面紗不一樣,寫《要有光》的梁鴻筆觸深入而鋒利,在悲傷的基調上瀰漫着對尋找真相的執着。這本書是一次情感傷口的展示,是心理紫外線、精神消炎藥共同作用後,創傷癒合過程中,每一位讀者都能感受到的痛與愛的集合體。
《要有光》在「前言」中講述了一個震撼的景象: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將額頭頂在耶路撒冷的哭牆上,默默訴說內心的悲痛,淚流滿面的作者亦是其中一員,「他四面都是牆壁,無處可去」「他好像被什麼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一位寫作者能如此開門見山地袒露心聲,這往往意味着她的寫作已經帶有破釜沉舟的勇氣,當自省與警醒合二為一的時候,她想要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決心便無可阻擋,而眾多同困此局的父母,往往在發現問題方面局限於片面,在解決問題上更是束手無策。
首先要看到大人的掙扎,才能洞察孩子們的痛苦。《要有光》在書寫敏敏、雅雅、小夏、吳用等少年在黑暗中無助、徘徊的經歷時,也帶出了他們身邊父母親人的群像。如果說孩子們的遭際使人憐憫、同情,那麼他們父母輩、祖父母輩儘管狀態糟糕,卻也令人難以苛責——他們由焦慮、膽怯、狂妄、卑微等等構成的創傷,何曾是他們想要的?如果大人們不自知,又怎麼寄希望於他們能理解、解救、成全孩子?
在閱讀《要有光》時,最常想到的是,「鏡中我」作為社會學概念、同時也被心理學廣泛借鑒的理論,於這個時代在持續被驗證的同時,也在不斷被年輕人的自我意識如海浪般地衝擊着。一方面,家庭作為促使孩子自我認知生成的第一場景,在對孩子的影響和塑造方面,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家庭小型化帶來的人際關係單一、親密關係雷同,壓縮了孩子們對外界的探索與聯繫,在窘迫空間裏,兒童客體化狀況愈加嚴重;另一方面,數字與智能時代造就的量子化生存,讓孩子很早便習慣離散式聯結,有了明顯的自我意識重構,哪怕只有十幾歲,他們也有了帶有超越性的意識覺醒,較之前幾代孩子,個性與自我更加鮮明。他們與父母長輩間的衝突,是不同代際間截然不同的認知隔閡導致的。除非父母長輩能夠真正放棄自己擁有的知識與觀念,以孩子們的視角去觀察和感受這個巨變的世界,並以平等的身份與口吻與之交流,否則問題就不會消解、融化。
得到這一發現,是因為《要有光》中的書寫,已經客觀證實孩子們早已通過有形(電子設備、社交平台)無形(自我意識、共同觀念)的網絡,構造了屬於他們的世界。雖然孩子們的世界仍然與大人眼裏的現實世界有一定的重疊與交叉,但仍然不能將孩子們看到的、感受的、身處的環境稱之為超現實世界,他們在被動地學習、繼承、融入由超前理念與超前技術構造的新世界的過程中,顯然已經帶入了自己的主人公思維,在這種思維裏,所謂的不合時宜的關心與愛,均變成了控制與暴力,表面上看大人們是因為孩子的不聽話而覺得痛苦不堪,實際上是對孩子們所掀起的無聲的「革命」產生恐慌——他們擔心自身所理解的美好社會與生活方式被顛覆,哪怕他們所享受的快樂與幸福,也是經過上百年來一代代年輕人的抗爭才得以建設而成的。
梁鴻在接受訪談時曾表示,書中所使用的孩子們的話語,包括他們所寫的篇幅或長或短的書信,她均沒有作修飾與昇華,哪怕字詞語句層面存在所謂的錯與病,也都原汁原味保留下來了。因此,一個被遮蔽的、被大人世界所忽視的、為主流社會所不認可的孩子們的世界與網絡,通過《要有光》這本書得以系統化地呈現在更多讀者面前。他們說,「別吹滅那光」「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複雜性與必然性」「在歷史性的選擇中,你們都沒有選擇我」「這個世界上沒有普通人,大家各有各的軌跡」……閱讀這些話語,發覺這些孩子們會悲秋傷春,喜歡寫信寄明信片,願意從遠方得到安慰——這些都曾是他們父母的習慣或愛好,但在哲學層面上,對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思考上,這些孩子們在集體層面上,展現出了超越前代的潛在特質。
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在大人們把孩子帶離大自然、脫離大群體、失去攀爬高山仰望星空能力的時候,他們還是可以憑藉某種生命本能,繞過一道道障礙,通透地看到世界的過去與未來。他們能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能覺察到與生俱來的幸福與痛苦。他們懂得如何去做判斷與選擇,在獲取文化與歷史留下來的經驗的同時,也會依據豐富而發達的感官,來與世界上已知與未知的一切重新建立聯繫。所以,放心把世界交給孩子,讓他們找到並擁有自己的光,這是大人們必然要做也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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