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勳 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昨日行政長官李家超見記者時表示,會向立法會提交北都專屬法例並展開諮詢,冀今年內通過。另一方面,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從外匯基金撥出1,500億元支持北部都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在審慎理財的框架下,特區政府仍將資源投向能夠塑造未來的項目,讓香港在穩健與進取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是一個積極選擇。
投資北都 讓科研成果落地
政府對上一次動用外匯基金已是42年前,有關舉措當然不常見,坊間亦有不同意見,有人憂慮大門一開就會成常態,長遠會削弱本港儲備,但筆者認為,若只是一味守住儲備而不敢承擔發展責任,香港便難以在周邊競爭中保持優勢。外匯基金的管理,本身就應涵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及風險。將部分儲備投放於北都建設等資本投資,是合理的選擇。
有人質疑,投資北都只會「益咗深圳」,筆者絕不認同。事實上,過去香港缺乏土地和產業配套,不利創科發展、企業落戶,這才是使創科企業移往深圳的真正原因。我們熟悉的創科巨頭,不少都與香港有深厚淵源,但最終選擇在深圳發展。例如騰訊2004年在香港上市,獲得資金和國際通道,但總部和研發始終留在深圳;大疆創辦人汪滔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科研成果源於香港,但因深圳擁有完整供應鏈,最終選擇在深圳創業,成為全球無人機龍頭。此外,現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不少研發成果,都要「過河」到深圳才能轉化落地。這些例子說明,如果香港不加快制度創新和產業落地,科研成果和初創企業將繼續流失。
深圳的成功不是偶然,從1990年代開始持續投入創新、布局產業,才有今天的成績。香港錯過了這個窗口,不能再錯下去,若香港繼續抱殘守缺,不把握北都機遇轉型,才會真正「益」其他地方。投資北都的目標,正是要讓科研成果和企業在香港落地,讓資金和就業留在本地,不再讓巨企流失。
過去我們只有「通道」,沒有「根基」。香港能夠提供資金和國際化平台,但因為缺乏產業空間,企業始終無法在香港扎根。北都區的使命,正是打造一個能對接深圳產業鏈、同時保留香港制度優勢的「接口」。
北都肩負港經濟轉型重任
香港長期依賴金融和地產,這種單一結構已顯疲態。賣地收入的暴跌是最明顯的警號,2023/24財年,特區政府土地收入僅196億元,比預算低77%,亦是2008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相比高峰期的1,648億元,縮水超過八成。至2025/26財年地價收入仍處於低水平,修訂預算為175億元,較原來預算減少35億元。2024年特區政府「撤辣」後,樓價全年仍跌近7%,三年間二手私樓市值蒸發近3萬億元。賣地收入的暴跌,不是一個周期的低谷,而是對我們發出警告,香港必須轉型。
筆者一直提倡,香港要由「地價先行」,轉為「產業先行」模式。當地價不如以前「遍地黃金」,我們必須透過發展產業,向土地賦予價值。傳統產業如找到新的支撐點,也會再次起飛。過去兩三年撐起房地產的,其實並非傳統住宅需求,而是大學宿舍和校園的投資。香港都會大學購入酒店改建宿舍「MU88」、城市大學和科大入市高級商廈等例子,都反映教育成為房地產的新支撐點。
與此同時,科技巨頭也正在用腳投票,重返香港。2025年,阿里巴巴與螞蟻集團斥資約72億元購入銅鑼灣「港島壹號中心」最高13層,作為香港總部,成為自2021年以來最大宗寫字樓成交,企業選擇「買」而非「租」,反映對香港長遠經濟與營商環境的堅定信心。
值得留意的是,無論是大學購入物業改建宿舍,還是阿里巴巴斥資72億元設立香港總部,都反映同一趨勢:香港正在吸引新型的、與實體經濟掛鈎的投資。這些投資與傳統地產炒賣不同,它們背後是真實的教研需求、科研活動和產業落地。若北都提供更大規模的空間與配套,這股新動力將更容易轉化為香港經濟轉型的引擎。
外匯基金的定位從來不限於被動防守,更包括主動支援香港的長遠發展需要。北都涵蓋香港三分之一土地、新增約3,000公頃可發展用地,是香港經濟轉型的最大載體。以往每年政府基建開支約900億元,為加快北都發展,未來數年需增至約1,200億元。近日沙嶺數據園成功招標,中標公司承諾3年內投資238億元,足證特區政府投資北都可以起帶頭作用。這次動用外匯儲備投資北都,就是用今天的財政資源,換取香港未來20年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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