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文物亮相歷代治疆實物大展 文物坐標歷史 圖鑒新疆華夏根脈

記載有戊己校尉和西域都護有關內容的漢代木簡；實證唐朝職官制度與社會治安管理制度的「告身」、「過所」；元朝時期的貨幣至正通寶實物、清代乾隆皇帝冊封回歸祖國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的「鎏銀」印章……日前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原創展覽「國家治理新疆地區歷史文物展」通過一件件實物，述說出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的史實與成就。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這次展覽以歷代中央政權治理新疆的歷史脈絡為主線，系統梳理從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朝至民國時期對新疆的治理歷程，直至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新疆確立的完整歷史框架。展出來自各級文博機構的代表性文物900餘件。」自治區博物館館長于志勇介紹說，這些歷史遺存不僅見證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程，展現中華文化在新疆的傳承與發展，也深刻揭示了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新疆的歷史軌跡，闡釋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印證新疆歷來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之地。

用文物講「大一統」故事

「永光五年五月甲辰朔己巳，將田車師己校尉長樂兼行戊校尉事，右部司馬丞〔某〕行……」「三月甲寅，西域都護吉遣使者……」……走進博物館展廳，一枚枚蘊含歲月滄桑的木簡把觀眾的思緒引向遙遠的漢代。公元前60年，控制東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一西域。同年，設立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從此，歷代中央政權都行使着對新疆地區的管轄權。漢語文成為西域官府文書中的通用語言文字。公元前48年，漢朝設立戊己校尉，管理天山南北屯田事務。

前述木簡內容或反映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屯田區的軍事管理體系，或記錄第一任西域都護鄭吉派遣使者途經懸泉置的接待事宜，正是當時西漢中央政權對西域行使有效管轄的「原始檔案」和直接物證。

「歷代中央政權尊崇的大一統理念，已然成為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基因，也是中華文化認同最為鮮明的特徵。」上海遊客郭恬說。

「告身」「過所」實證盛唐有效管轄

在大唐盛世，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理大為加強，先後設置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在伊、西、庭三州建立與中原一致的各種制度，如州縣、鄉里、均田、租庸調、府兵等制度。在三州以西的地區，任命當地部族首領擔任都督、刺史等，聽從中央指令，肩負朝廷使命，為國守土、遣兵助戰。

新疆出土的各類官府文書，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全方位地實證了唐朝對新疆地區疆域的主權與治權。

展廳中，唐朝景雲二年（711年）的張君義告身，引來不少市民遊客圍觀。告身是中國古代任官授職的公文憑證。目前所知唐代告身實物或抄錄件共有49道，其中吐魯番地區發現有8件，其中多件講述白丁通過立軍功被授告身之事，他們為西域的統一穩定作出了貢獻。

這件張君義告身文書以白麻紙製成，長155厘米，寬27.5厘米，共4張紙，總50行。其珍貴之處在於留下了同時受勳的263人的姓名籍貫，為研究唐代職官制度與邊疆多民族融合提供了關鍵實證。

同於唐朝板塊展出的「石染典過所」，則讓觀眾直觀感受到當時的民眾行旅用於關卡通行的憑證—「過所」。

這件「過所」記述了石染典主僕4人，從安西到瓜州經商之事。此「過所」沿途已經懸泉（今甘肅瓜州縣破城子遺址）、常樂（今甘肅瓜州縣六工古城遺址）、苦水（今甘肅敦煌市甜水井古城遺址）等處守捉官驗查。「過所」上首處蓋有「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間三處蓋有「沙州之印」，尾部蓋有「伊州之印」。從這份文書看，出入境商人申請「過所」，必須申報同行人、攜帶行李貨物商品情況、經過鑒證、勘查「過所」，方可通行，並可入市交易。這也印證了《唐六典》中的記載，反映了唐代權力機構對於絲綢之路上的商旅有着相當嚴格的檢查制度。

「萬里歸誠」的特殊禮遇

在政治「大一統」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對臣屬的地方政權首領、官員封授爵位和印綬，贈賜封賞，是維護統治秩序，促進族群融合、增進中央集權的有效手段之一。這一傳統自2000年前的西漢時期就已有之。據史書記載，西漢時，西域諸地「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沮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此次展出的清朝乾隆四十年（1775年）「鎏銀」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之印，背後則是一個「萬里歸誠」後獲得特殊封賞的故事。

明朝末年，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為避準噶爾部擠壓，率部西遷伏爾加河下游，在異域建立汗國。雖遠隔萬里，他們始終奉中原為正朔，保留着蒙古傳統與對故土的眷戀。然而，沙俄的擴張打破了平靜——強迫改信東正教、強徵青壯年入伍、掠奪牧場牲畜，土爾扈特人陷入滅族危機。1771年，首領渥巴錫率17萬部眾開啟東歸之路。面對嚴寒、瘟疫、缺糧和沙俄追兵，歷經半年跋涉，僅7萬餘人抵達新疆伊犁，以「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民族大遷徙」的悲歌，書寫了家國忠誠。

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渥巴錫一行，盛讚其「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並正式冊封渥巴錫為「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同時由禮部頒賜這枚銀質鎏印。

此印為方形虎鈕，鏨刻滿、蒙、漢三體印文：「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之印」。其中「烏訥恩蘇珠克圖」意為「忠誠的」，「卓里克圖」意為「勇敢的」。

相較於清代宗室的純金印，鎏銀既顯皇家尊貴，又貼合遊牧民族的實用需求，更藏着乾隆對蒙古族土爾扈特部「萬里歸誠」的特殊禮遇——這不是普通官印，而是對「心向中華」向心力的具象化勳章。

「抬棺出征」捍衛領土完整的豐碑

展廳中，一塊殘高約0.77米，雖僅存半部，卻清晰記載左宗棠西征期間命大將張曜在哈密屯田積糧、整修運輸通道這一核心史實的「左宗棠碑」，亦是民眾圍觀熱議的打卡點。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新疆陷入空前危機：阿古柏趁亂入侵建立偽政權，沙俄更藉機強佔伊犁，清廷內部卻爆發「海防」與「塞防」之爭，部分朝臣主張放棄新疆、專注海防。63歲的左宗棠挺身而出，力陳「重新疆者保蒙古，保蒙古者衛京師」，痛斥棄疆之議，直言「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京師永無寧日」。最終，他說服清廷，獲命督辦新疆軍務，以花甲高齡扛起收復百萬疆土的家國重任。

1876年，左宗棠率軍出關，定下「先北後南、緩進急戰」的戰略，僅用一年半時間，便橫掃阿古柏勢力，收復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但沙俄拒不歸還伊犁，還逼迫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1880年，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決意以武力收復伊犁，他命人抬着一口黑棺從肅州移營哈密，以「抬棺出征」的決絕姿態，向沙俄宣告「寸土不讓」的決心。

五萬大軍壓境伊犁，極大震懾了沙俄，也為清廷談判代表曾紀澤爭取到談判底氣，最終修改條約，成功收回伊犁。

1988年，哈密市柳樹泉農場出土的這塊殘缺的左宗棠碑，正是左宗棠「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治疆方略的珍貴實物佐證，為研究晚清收復新疆的後勤保障體系，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

花甲高齡抬棺明志，以必死之心護家國寸土，左宗棠的壯舉，不僅捍衛了中國領土完整，更留下了「苟利國家生死以」的精神豐碑，既刻在石碑之上，也深植於新疆的土地與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