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文物館「丙午說馬」展覽 滲透古人日常生活的馬形象

從前的馬與人們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多樣的藝術文化產物定格了歷代人民對馬的何種情感？古代騎馬技術的發展又如何能夠通過文物體現？正值丙午馬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文物館呈獻年度生肖展覽「丙午說馬」，直至5月24日。展覽透過「上篇：載馳載驅」和「下篇：騁耆奔欲」兩個單元，從技術史及文化史的角度，呈現馬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重要角色，發掘馬背後豐富的文化象徵意涵。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

此次展覽揀選了四十餘組與馬相關的館藏。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馬在各個時代的形象都有所不同，當代人能夠看到這些各異的形象與文物有很大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文物館這麼重要，因為真的是收藏了不少歷史實物。如果你只是講馬是如何，但沒有實物的對照，仍會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他表示，有些文獻內容也可以通過文物得到印證。「譬如，相傳養猴子對馬的健康非常有利。《西遊記》裏，孫悟空原來當的官就叫作『弼馬溫』，諧音『避馬瘟』」。

而西漢時期就已有馬和猴子出現在同一畫面的畫像石、用於辟邪的印章等。印章多用於文件，或是養馬人用以防止馬匹生病，「他們相信這種印章具有一定的神力」，童宇說。

昭陵六駿的重要地位

此次展出的一尊東漢陶馬俑和《昭陵六駿之「特勤驃」摹拓本》，馬尾形狀有些特別。童宇表示，陶馬的馬尾形狀還有待考究，「因為像這種墓葬陶馬，有時它附近會有些有機結構。譬如它現在沒有馬鑣，之前的馬鑣可能是木質或骨質的，所以馬尾可能是不太完整的。」

《昭陵六駿之「特勤驃」摹拓本》中這類打結的馬尾形態較為常見，算是古代的一種特色，各地也都不同。

唐代亦有鬃毛打着三個結的「三花馬」，帶有突厥文化特色。童宇介紹，在唐代早期，尤其是唐太宗時期，突厥馬是唐軍隊的關鍵部分。「突厥人的馴馬技術都非常好，馬是陪伴太宗征戰天下的一個關鍵力量，所以昭陵六駿基本都是突厥馬。」而人們對這些馬的稱呼——特勤驃或特勒驃，也都是古突厥語的轉譯讀法，「所以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在養馬方面，和中亞草原或更遠地區的文化交流。歐亞草原比較適合養馬，馬喜歡乾燥，牠也需要非常廣闊的土地去奔跑，所以幾乎所有養馬或馴馬都在那裏發生，然後再傳入或是進貢到中國。」

昭陵六駿現有四駿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另有兩駿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童宇點明，唐太宗是中國歷代最看重馬的一位帝王，這也是昭陵六駿如此重要的原因。據學者研究，昭陵六駿原立在昭陵之上，類似於紀念碑。「它其實是一個平面，但立體到幾乎突出來，所以可以算是高浮雕。這在歷代帝王的葬俗裏極為特別。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突厥習俗，所以影響了唐太宗，讓他這樣處理自己的六匹駿馬。」

而這種高浮雕很難做拓本，此次展出的拓本出自20世紀早期的西安藝術家李月溪，「他做了一些紙片、紙板等，仿照出拓片的做法……總體來說，尺寸跟昭陵六駿比較接近。」

陶俑展現騎乘條件演變

馬的形象為何會在中國文化藝術創作中流傳？童宇認為，這與馬過去的重要角色有關。「在機械出現之前，馬是為數不多的、最主要的運輸及交通畜力……牛和驢非常緩慢，駱駝只能在沙漠裏行走。馬的適應性相對較好，速度也較快。」這種速度亦促使馬成為征戰的得力兵將。所有特性都讓人們非常看重馬這一動物，各種文化寓意也隨之衍生。

此次展出的幾尊陶俑也完整呈現了歷代騎乘技術的發展。「早期騎馬是沒有馬鐙的，人們要靠雙腳夾住那匹馬，所以只能穿非常寬鬆的褲子和非常柔軟的鞋子。」這些衣着風格亦體現在早期沒有馬鐙的陶俑上。

而後期的陶俑，如隋代的一套牙黃釉女騎俑，開始包含馬鐙，人們也開始穿上硬靴，這反映了人們騎馬轉向便捷的狀態。「馬鐙發明後，很多女性也可以騎馬了，那四個陶俑就都是侍女俑。」

童宇指出，從前許多馬畫，包括《百駿圖》，都包含馬在柳下休憩的情景。「這是中國傳統繪畫非常喜歡的一個主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馬是載人出行的動物，牠跟道路密切相關。」在古代，開闢道路後，泥土會變鬆散，而楊柳生長非常之快，根扎得也深，可用於加固土壤。「所以路兩旁一般都會種楊柳。馬在路上走，就自然跟楊柳產生關係。」後來此內容也漸漸融入了人們送別時的不捨之情、思念之情等。

此次展覽還包含兩幅帶有西方風格的畫作，由已故中大藝術系創辦人丁衍庸創作。童宇介紹，丁衍庸20世紀早期前往日本留學，當時西方非常流行馬諦斯野獸派的風格，丁衍庸深受影響。回國後，因無法買到高質量的顏料，他回歸傳統水墨畫的創作，並開始研習八大山人的詼諧風格，同時融入了表現主義手法。這些個性的糅合便體現在了其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