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堅
前些日子在胡同深處遇見一位做糖畫的老師傅,支着個小攤,爐上銅鍋溫着糖稀,勺子一傾一提,龍鳳、小鳥、孫悟空,轉眼就活靈活現地躺在石板上。我沒買,只站在旁邊看。一個孩子指着畫好的鳳凰問:「爺爺,你叫啥名字呀?」老師傅笑着搖頭:「名字不重要,糖畫甜就行。」他頓了頓,又補了一句:「我爹做了一輩子糖畫,也沒人知道他叫啥,可街坊娶媳婦、孩子滿月,都指定要他畫的糖鳳凰——說『那個甜手』做的,吉利。」
這話讓我心頭一震。他爹沒留名,可那份手藝的溫度,卻順着糖絲一代代流到了今天。就像米高安哲羅說的:「名字不重要,作品會說話。」老爺子當年雕《大衛》的時候,大概也沒想過自己的名字會被念叨五百年,他眼裏只有那塊大理石裏藏着的少年,得把他鑿出來。
說到底,名字不過是貼在筐上的標籤,貨好不好,嘗一口才知道。前些年去蘇州,逛平江路時鑽進一家摺扇舖。舖子藏在巷尾,連招牌都沒有,就掛了串摺扇在門口晃。老闆是個戴老花鏡的老頭,正趴在案子上畫山水,筆尖在宣紙上走得沙沙響。我拿起一把扇,扇骨是竹的,摸上去光溜溜的,扇面畫着拙政園的荷,墨色濃淡得正好。「這扇多少錢?」老頭頭也不抬:「看手藝給,覺得值多少給多少。」
後來才知道,這老頭是當地有名的製扇師傅,年輕時給故宮修過古扇。有人勸他開家大店,掛塊「非遺傳承」的牌子,他說:「扇子畫得不好,掛金牌子也沒用;畫得好,擱巷子裏也有人找。」那天我挑了把畫着枇杷的,給了一百塊,老頭補了句:「下次扇骨鬆了,拿來我給你重新紮,不要錢。」現在那扇子就擺在我書桌前,扇面上沒題款,可每次打開,都能想起巷尾的陽光和筆尖的沙沙聲。
想起米高安哲羅雕《大衛》的故事。1499年,他接手那塊被前人鑿壞的大理石時,才24歲,沒什麼名氣。佛羅倫斯人都等着看笑話,說「這毛頭小子能行?」他啥也沒說,往工地搭了個棚子,一待就是三年。每天鑿石頭的聲音從棚子裏傳出來,叮叮噹噹,像在跟石頭吵架。等棚子拆了,人們看見那個站在廣場上的少年,肌肉的線條、眼神的倔強,連呼吸都像能聽得見——哪用得着說「我是米高安哲羅」?石頭自己會喊。
反倒是那些總惦記着名字的,往往把活兒幹糙了。以前單位有個設計師,總愛在作品右下角簽上特別大的名字,比logo還顯眼。有回做個地產海報,他把自己的名字設計成燙金藝術字,客戶看了皺眉:「我是賣房,還是賣你名字?」後來這設計師跳槽去了家大公司,聽說天天琢磨着上行業雜誌,方案改得越來越花哨,卻總被甲方打回來——「華而不實」。
這讓我想起老家的泥瓦匠張師傅。他蓋房子從不留名,可村裏誰家蓋房都找他。「張師傅砌的牆,下雨不滲水」「張師傅抹的灰,十年不裂」。有回我見他在牆角蹲了半個小時,就為了調一碗合適的水泥,沙子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牆砌歪了,名字再響也直不了」,他用瓦刀敲着磚說。後來村裏蓋祠堂,族長要在樑上刻上工匠的名字,張師傅擺擺手:「祠堂能站五百年,比刻啥都強。」
米高安哲羅晚年被教皇逼着畫西斯汀天頂畫,天天仰着脖子,顏料滴得滿臉都是,差點瞎了眼。有人問他:「這麼苦,圖啥?」他說:「你看那幅《創世紀》,上帝的手指快碰到亞當的那刻——那不是我畫的,是它們自己要長在天花板上。」後來天頂畫成了,全世界的人都跑去看,誰還記得當初那些嘲笑他的聲音?作品站在那兒,比任何名字都響亮。
其實最好的名字,從來不是自己刻上去的,是別人替你記住的。小區的「老李修鞋攤」,最近多了個小牌子,是顧客送的,上面寫着「老李修鞋——比新鞋還跟腳」。字是打印的,貼在泡沫板上,風吹日曬有點卷邊,老李卻把它釘在最顯眼的地方。「這比啥招牌都強」,他擦着那塊破木板說,「以前有人問我叫啥,我說姓李,人家記不住;現在人家說『找修鞋修得好的那個老頭』,一找一個準。」
2008年去西安,看兵馬俑時遇見個導遊,說最早發現兵馬俑的是個叫楊新滿的農民,1974年打井時挖出個陶人頭,嚇得扔回井裏。後來考古隊來了,他才敢說。現在兵馬俑成了世界奇跡,楊新滿的名字沒幾個人知道,可導遊說:「要是沒他那口井,這些兵俑還在地下站着呢。」這人就像兵馬俑裏的一塊磚,沒刻名字,卻實實在在撐着整個奇跡。
米高安哲羅臨終前,學生問他:「您的名字會被後人記住嗎?」他指着窗外的聖彼得大教堂穹頂,那是他七十多歲時設計的,圓頂在陽光下閃着光。「它會替我說的。」他說。五百年過去了,人們提起他,不是因為「米高安哲羅」這串音節多好聽,是因為《大衛》的眼神、天頂畫的光影、穹頂的曲線——那些他用錘子和鑿子刻進石頭裏的靈魂,自己長了腿,跑到全世界的人心裏去了。
原來真正的好,從來不是喊出來的。就像米高安哲羅說的,名字是風裏的字,吹着吹着就散了;可活兒是地裏的根,扎得深了,自然會長出讓人記住的模樣。名字成就不了偉大,而偉大的作品能成就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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