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線東京】從「強硬表態」回歸制度約束 日本安全政策的現實邊界再度顯現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黃匯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就「台灣有事」相關表述作出調整，由此前帶有明顯政治動員色彩的說法，回歸至強調日美同盟框架與既有制度安排。此一變化，並非源於個人立場的根本轉向，而是日本安全決策體系在多重約束下，對過度前傾政治語言所進行的一次制度性修正。

從體制視角觀察，日本政治人物在安全議題上的強硬表態，長期存在「言語先行、制度隨後介入」的現象。此前「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說法，在國際層面被解讀為日本可能突破同盟與法制邊界、提前介入地區衝突的訊號，但在日本現實政治結構中，此類表述本身並不具備直接轉化為政策行動的條件。

此次修正，正是日本安全政策運作機制開始發揮作用的結果。首先，日本在軍事與安全事務上，始終受制於日美同盟的整體框架。「是否構成有事」並非由日本單方面認定，而高度依賴同盟協調與美方態度。這一結構性事實，決定了日本並不具備單獨定義地區戰爭性質並據此行動的能力。

其次，日本國內的法律與政治程序，對安全政策形成明確約束。憲法解釋、安保法制、國會審議以及輿論監督，共同構成多重制度關卡，使得政治人物即便在言辭上採取強硬立場，也難以繞開既有制度路徑直接推動軍事行動。將安全責任重新納入制度與同盟語境，本質上是對既有政治法律秩序的回歸。

再次，從政治運作邏輯來看，日本的選舉制度與社會結構，同樣對過度激進的安全敘事形成內在制衡。日本社會對戰爭風險高度敏感，安全議題更強調可控性而非動員性。過度情緒化、去制度化的安全表述，往往在選舉層面產生反效果。這種內在約束，促使執政者在關鍵時點對外部表態進行再平衡。

從較長周期觀察，此次修正延續了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所確立的基本安全邏輯：日本在地區安全事務中表達「高度關切」，但具體行動始終嵌套於同盟機制與國內制度之中。這並不意味戰略分歧消失，而是顯示衝突升級仍受到結構性管理。

總體而言，高市相關表述的調整，並非個人意志的單向轉變，而是日本安全決策體制對政治語言所進行的一次自動校正。這一過程表明，在當前體制條件下，日本的強硬表態存在明確上限，其政策行為仍受到同盟結構、法律制度與政治程序的共同約束。

從區域穩定的角度看，這種制度性回歸，有助於降低誤判風險，避免將政治表態直接等同於政策行動，並為高度緊繃的地區局勢，保留最低限度但必要的可預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