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食物翻譯與命名上的處理遠遠超出單純的語言轉換層面；它折射出更大尺度上的文化與歷史過程，牽涉外來元素的本土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以及文化挪用與身份建構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本文主張：有別於其他亞洲或西方脈絡，香港的食物命名實踐構成了一個關鍵場域，歷史、權力與身份在此交織，特別是透過某種近似於文化符號「食人」的操作、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以及更廣義上「吞食」與「挪用」作為歸屬與抵抗行動的各種現象。
這種現象與1934年魯迅提出的「拿來主義」相呼應，而且具體地展現出來。魯迅認為，外來事物是否「他者」出身或帶有「他者」外衣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挑選並吸收那些能夠成為自我養分的部分：「他佔有，挑選……只要有養料……」他又說：「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拿來」是文化發展策略
所謂「拿來主義」，就是主張有策略地挪用外來元素，以滋養和壯大本土文化。魯迅的主張類近翻譯研究中的巴西的「食人」理論Cannibalism ——原文被「吃下」來，為的是強化目標文化，就像傳說中的巴西土著吞食葡萄牙傳教士，獲取其力量以滋養一己的身體一樣。在文化記號學的領域中，「食人」常作為一種隱喻，用來指涉外來元素被吸收並轉化為在地文化矩陣的一部分。香港的飲食景觀正是這一過程的鮮明例證。
本地盛行的各種「食物連字符」式命名——例如「焗豬扒飯」「意粉」「蛋撻」等——將外來菜式加以「同化」「消化」，並以嶄新的姿態重生為獨具香港風味的美食表達。外來的食物名稱被重新本地化是一種文化重寫，同時也是本土身份的宣示與批評。
與此相呼應，香港政府推舉蛋撻、奶茶、菠蘿包等源自西方的混雜食物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一眾本地傳統美食並排而坐，無論是什麼原因，也可說是擁抱「拿來主義」。在冰室與茶餐廳裏，法蘭西多士、班戟、啫喱、布甸、蛋撻與奶茶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更被說成代表香港飲食文化的圖標。
●方梓勳 香港恒生大學翻譯及外語學院榮休教授
0
已點過讚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