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逸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近日,商務部發布關於中歐電動汽車案磋商進展的通報,確認中歐雙方已就向對歐出口純電動汽車的中國企業提供價格承諾通用指導一事達成重要共識。歐方將發布《關於提交價格承諾申請的指導文件》,並明確承諾在評估過程中遵循非歧視原則,依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以客觀、公正的方式審查每一項價格承諾申請。這一進展標誌着持續兩年多的中歐電動汽車貿易爭端,正在邁向一個以規則、對話和務實解決為特徵的「軟着陸」路徑。
在當前全球經貿環境高度不確定、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明顯回潮的背景下,這一磋商成果在制度層面和理念層面釋放出重要信號:在複雜而敏感的產業爭端中,堅持多邊規則,通過協商化解分歧,仍然是可行且理性的選擇。
以對話代替對抗
中歐電動汽車反補貼案涉及雙方高度關切的產業核心利益。電動汽車既是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和技術躍遷的重要成果,也是歐盟推動綠色轉型、實現氣候目標的關鍵支點。該案疊加了貿易救濟、產業競爭、能源轉型乃至地緣經濟博弈等多重變數。
正是在這種高度複雜的背景下,中歐雙方並未選擇將分歧簡單推向對抗升級,而是通過多輪、持續且具有技術深度的磋商,逐步探索可操作、可落地的解決方案。此次圍繞價格承諾機制形成共識,體現的是一種成熟的經貿互動方式:在承認現實分歧的前提下,通過制度性安排降低衝突烈度、管控風險外溢。
以價格承諾作為反補貼稅的替代路徑,並非「單方讓步」,而是一種在既有國際規則框架內兼顧公平與靈活性的安排,既回應歐方對市場秩序和競爭條件的關切,也為中國企業保留了在歐盟市場開展正常商業活動的制度空間。這種「通過規則解決問題」的路徑,本身就是對抗零和博弈思維的重要實踐。
遵循WTO規則進行協商
更具深遠意義的是,此次磋商成果清晰地錨定在WTO規則框架之內。歐方在指導文件中明確承諾,對所有價格承諾申請適用相同法律標準,遵循非歧視原則,並進行客觀、公正評估。這一表態並非技術細節,而是具有鮮明制度指向的政治與法律承諾。
近年來,國際貿易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一些國家在實踐中選擇性使用多邊規則,甚至以「例外」「安全」「國內法優先」為由,頻繁繞開WTO爭端解決機制,訴諸單邊加徵關稅和歧視性措施。這做法不僅削弱了規則權威,也加劇了全球經貿環境的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中國在中歐電動汽車案中的立場與實踐,體現的是對真正多邊主義的一貫堅持。所謂真正的多邊主義,並非抽象口號,而是體現在具體行動中:尊重既有規則、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端、避免將經貿問題泛政治化和工具化。中國在該案中始終強調WTO規則的適用性和約束力,本質上是在為多邊貿易體制「托底」,而非謀求制度外優勢。
穩定中歐及全球汽車產業鏈
從產業層面看,中歐汽車產業鏈已形成深度交融格局。中國在電池、電驅系統、整車製造和規模化應用方面具備顯著優勢,歐洲則在整車工程、品牌體系、法規與高端製造領域積累深厚。雙方既存在競爭,也高度互補。
正因如此,中歐電動汽車上下游產業界普遍期待通過協商方式妥善解決爭端,避免貿易摩擦演變為系統性產業風險。價格承諾機制所釋放的最直接信號,正是穩定預期:為企業提供合規路徑,為市場提供確定邊界,為投資和合作保留空間。
從全球視角看,中歐作為全球汽車產業鏈中的關鍵節點,其互動方式對全球產業格局具有顯著外溢效應。通過協商解決分歧,有助於防止「去風險化」被誤用為「去合作」,避免全球汽車產業陷入碎片化和高成本循環。
從更宏觀的國際政治經濟視角看,中歐電動汽車案以規則與對話為導向的處理方式,本身就為當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體系提供了現實價值。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地緣衝突頻發、供應鏈重組加速的背景下,真正稀缺的不是衝突工具,而是穩定預期的能力。
中國在此過程中所展現的,是一種注重制度穩定性和長期公共利益的責任意識,通過堅持規則、推動對話,為全球經貿體系注入可預期性和制度信心。
這種做法不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也契合全球多數經濟體的共同期待。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大國是否尊重規則、是否濫用優勢地位,直接關係到其發展空間;對全球產業鏈而言,大國是否願意通過協商解決分歧,決定了市場風險水平的高低。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磋商成果固然積極,但並非終點。價格承諾機制的效果,最終取決於後續執行的透明性、一致性和可預期性,也取決於歐盟整體政策環境是否真正回歸理性合作。
歐盟在其他領域仍擁有多種貿易與投資審查工具,包括所謂「防禦性」政策框架。中歐經貿關係的長期穩定,有賴於歐方在落實既有共識時保持政策一致性,避免在不同政策工具之間形成自相抵消的效果。
換言之,真正的考驗不在於文件發布本身,而在於後續執行是否體現相同的規則精神。這需要歐方在處理中歐經貿關係時,能夠與中方相向而行,將「對話解決分歧」真正內化為長期政策取向。
總體而言,中歐就電動汽車案達成的重要共識,是一次具體貿易爭端的階段性緩解,更是一種經貿治理理念的現實體現。在多邊貿易體系承壓、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歐通過規則與對話化解分歧,證明了理性合作依然具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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