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嶺南大地潮湧風起,無數人背井離鄉,湧入轟鳴的廠房,把青春與汗水傾注在流水線上,鑄就「中國製造」的金字招牌,更推着中國工業化的巨輪轟隆向前。然而,他們真實的工作日常、生存境遇與苦樂喜憂,卻長久隱沒在時代的聚光燈之外。同是打工人的占有兵用鏡頭留住了這一切。自1990年代南下打工,2000年偶然拿起相機,他便將鏡頭對準身邊的工友,不論生產、生活、娛樂與交往,幾乎都被他完整留存。20餘載光陰流轉,拍下近180多萬張照片,收集起五六噸沉甸甸的打工實物。這些影像與物件,共同濃縮成一部鮮活的中國工業簡史,為一代打工人留存下珍貴的歷史底片,記錄他們波瀾壯闊的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東莞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早晨7點,天光乍亮,東莞長安鎮一個城中村邊緣的小河涌旁人聲漸響,粉麵店和早餐車熱騰騰開攤,摩的師傅刷着短視頻等生意,人們從四面八方巷弄中陸續走來。河涌上有座無名小橋,幾步之外的橋那頭就是深圳寶安區,每天有大量打工人經此去深圳上班。僅這個地點占有兵就記錄了近十年,橋兩岸川流不息的工人與起落浮沉的工廠,都在他的鏡頭下留影。
漁村變世界工廠
奇跡曾在此發生。過去30年,長安鎮從一片稻田農林變成全國第六座「千億鎮」,漁村東莞成了「世界工廠」,外資因低廉的土地、人力資源而湧入,連片廠房拔地而起。1982年,長安鎮總人口僅2.5萬,至千禧年已驟增至近60萬,高峰期外來工據稱達140萬。急劇膨脹的人口就被壓縮在一個個廠區,直到用餐或深夜加班結束後,密集的人流才從車間湧出,各地鄉音在工業區中交織迴盪。
無數人背井離鄉、拼湊路費也要來廣東打工,只因當年外資眼中的「人力低成本」,已是內地勞動者無法企及的「高薪」。「1995年我在廠裏月薪450元,我親戚在縣城熬了二十年升到正科級,每月180元,我父親起早貪黑種一年地,結餘不到200元。所以我們肯定向外跑。」占有兵說。
密集快速的時代
早年很多工廠實行軍事化封閉管理,廠區內衣食住皆可解決,未經批准不得外出。生產線飛速運轉,工人一旦上崗必須全神貫注,無暇喝水、交談甚至如廁,若無人頂替就無法離崗。占有兵回憶,那時每周至少聽說兩起女工因低血糖暈倒的事件。「密集」與「快速」,是占有兵對東莞工業區30年來最深刻的印象。
通常一個大訂單到來,流水線便晝夜不停,工人輪班趕工,貨櫃車直接在樓下等候裝貨:「必須趕完這批貨才能休息,吃完飯繼續幹,閉着眼睛也要做完——那是個拚效率的時代。」
工業區密集的廠牌、廠房裏成排的儲物櫃、食堂疊放的碗盤、集會時攢動的人頭、宿舍陽台上晾滿的衣物……占有兵捕捉下這些凸顯勞動密集型生產特徵的時代性畫面,也從中摸清了資本在這片土地上的運行邏輯:為了最大限度分攤單位成本,廠房和機器24小時連軸運轉成為常態,工人們一天的工作量,幾乎抵得上發達國家三天的進度。「我們用短短40年走完的工業化之路,其實是以相當於120年的快節奏在奮力追趕。」他這樣感慨道。
流水線外的生活
占有兵的相機永遠掛在胸前。他的鏡頭不只對準車間,也深入食堂、宿舍、街頭和出租屋。工人們或在生產線前專注作業,或在廣場夜校刻苦學習;從街頭約會、結婚,到圍看電視、觀看露天電影,再到如今人人低頭刷手機……部分照片還曾遠赴歐美展出。面對海外觀眾,占有兵問的第一句話是:「我來自中國,請看一下你們身上有什麼『Made in China』的東西?」
「到處都是。」他說,中國製造已聞名世界,全球消費者都在使用來自中國流水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但這些產品是在何種環境、由哪些人製造出來,卻鮮為人知。通過他的照片,人們第一次將手中的商品和畫面中具體的中國面孔聯繫起來。
作為農民工的一員,占有兵對於傳達這個群體真實的狀況有着強烈的使命感。他深知,轟轟烈烈的「中國製造」奇跡背後,是數億普通人被壓縮的時間和未被充分計算的代價:「我希望流水線背後的打工人也能被看到,這樣,我們的生存境遇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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