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0多年,我在專欄裏發表了多篇有關「精神音樂」和「跳舞粵曲」的文稿,讀者或許以為我十分喜愛它們。其實我不認同它作為粵樂改革的方向,只是它代表中國音樂在「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浪潮中最極端的例子,希望藉着了解它們的產生背景和歷史,有助大家認識廣東音樂應該開創一條獨立的發展路向。
以「精神音樂」的產生背景為例,它可以說是上海「精武會」粵樂部部分會員推動「改進國樂」的果實,蘊藏了歷史文化意義。在濮筱旭撰寫的《民國上海「精武會」音樂部的粵樂活動考察》一文裏,介紹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後,「精武會」粵樂部就粵樂乃至中國音樂發展,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踐與探索。在「溝通中西音樂」和「改進國樂」的理念下,成員們進行中西樂譜互譯、將西洋樂器運用於粵曲伴奏以及二胡改制。
「溝通中西音樂」的理念由粵樂部主任陳鐵笙和西樂部教員司徒夢岩提出。陳鐵笙認為如能「溝通中西音樂」,「久鍥不捨,中西並進,異日或能爭世界音樂之一席也」。在創辦人及教員的思想引領下,中西音樂溝通成為精武會粵樂活動的重要內容。陳鐵笙從學理的角度,發現了中西音樂有所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樂譜體系。他和司徒夢岩認識樂譜和樂理的重要性,因而精武會較為重視中西樂理,特別成立了「中西樂理研究會」,聘任胡元愷為義務教授。樂理的學習,推動了會內中西音樂的交流,也為粵樂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與「溝通中西音樂」的同時,粵樂部教員呂文成等人也對「改進國樂」進行了探索。呂文成曾說:「吾國音樂,種類之繁,冠於全世界,設能研究而整頓之,特可以發揚國光,抑且保存國粹,勿令失傳。」他強調我國音樂種類豐富,值得研究以發揚光大,推動保護傳承。這一認識也是促使他與司徒夢岩一起改進粵樂的原因。濮筱旭認為,呂文成在精武會中和司徒夢岩有頻繁的二胡和小提琴的合作實踐,以及向司徒夢岩學習西洋樂理的經歷,這些都啟發了他和司徒夢岩共同研製廣東音樂中的樂器高胡,從而推動了粵樂的轉型。
我是從「改進國樂」的角度探討「精神音樂」在「全盤西化」浪潮下的文化意義和評價它的價值,作為改革中國音樂的一面鏡子。 ●文︰葉世雄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