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工複合體 操縱「中國威脅論」牟暴利

林志成 香港正思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近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價值約110億美元的軍品計劃。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第二度宣布對台軍售，也是美方歷來對台規模最大的武器銷售計劃。

1961年，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其告別演說中，向國民發出了一個日後被反覆引證的嚴厲警告：警惕「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治與民意的「不當影響」。這位五星上將出身的總統敏銳地洞察到，一個由龐大的軍事機構、軍火工業和部分政客構成的利益共同體已經形成，它有能力為了自身的生存與擴張，綁架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

塑造假想敵發「戰爭財」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審視華盛頓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時，便會發現艾森豪威爾的警告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具有了令人必須直視的現實意義。所謂「中國威脅」，在很大程度上並非美國國家利益的客觀反映，而是這個軍工複合體為了自身利益，精心策劃、系統建構並強力推銷的一套敘事產品。理解「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必須深入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看清究竟是誰在從塑造「威脅認知」的過程中牟取暴利。

軍工複合體的核心，是洛克希德·馬丁、雷神、諾斯羅普·格魯曼等軍火巨頭。它們的商業模式天然具有「親衝突」的基因：和平與緩和意味着訂單的減少和利潤的下滑，而緊張、對抗乃至戰爭，則是它們財源滾滾的保證。冷戰的結束曾讓它們一度陷入「敵人缺失」的恐慌，隨後的「反恐戰爭」雖然提供了新的財源，但其規模和對手的量級，遠不足以支撐其對天量國防預算的渴求。因此，尋找一個新的、體量足夠龐大、技術水平足夠先進的「長期戰略競爭對手」，成為它們維持高額利潤的必然選擇。放眼全球，只有快速發展的中國，才能完美地扮演這個為美國軍費突破萬億美元大關提供正當性的「完美敵人」。

如果說軍火商是引擎，那麼華盛頓的各大智庫就是為這台引擎提供「理論燃料」的「大腦」。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蘭德公司、哈德遜研究所等機構，源源不斷地生產着各類報告、文章和兵棋推演，從技術、戰略、意識形態等各個角度，論證「中國威脅」的嚴重性與緊迫性。然而，這些看似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背後，是清晰可見的利益鏈條。根據公開資料，這些智庫大多接受來自軍工巨頭的巨額資助。這種「金主」與「學者」的關係，決定了其研究議程和結論必然會服務於資助者的利益。它們並非在進行獨立的學術探索，而是在為軍工複合體的產品進行「需求創造」和「市場預熱」，用學術的語言包裝赤裸裸的商業訴求。

官員游說軍火商供政治獻金

有了商業引擎和理論大腦，還需要將這一切轉化為實際政策的「傳動系統」，這便是由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游說集團構成的政治網絡。在華盛頓，「旋轉門」現象早已是常態：五角大樓的高官、國會議員及其助理，在卸任後無縫切換身份，成為軍火公司的高管或說客，利用其在政府內的人脈和影響力為老東家爭取訂單。根據統計，僅在2023年，美國國防工業的游說支出就高達1.4億美元，僱用了超過700名說客，其中近三分之二都是前政府官員。這些說客穿梭於國會山和五角大樓，用政治獻金敲開大門，用就業崗位（軍工廠通常設在關鍵搖擺州的選區）綁定議員的政治前途，確保任何削減軍費的提議都胎死腹中。

於是，一個自我循環、自我強化的利益閉環就此形成：軍火商出錢資助智庫，智庫製造「中國威脅」的學術依據；軍火商用金錢和選票影響議員，議員在國會推動增加國防預算；五角大樓獲得更多預算後，向軍火商採購更多武器；而為了證明這些武器的必要性，整個系統又需要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的嚴重性。在這個閉環中，中國的實際意圖和行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威脅」這個概念本身所能帶來的巨大政治和經濟利益。

這種基於內部利益驅動的「威脅塑造」，最終必然導向一種危險的「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基於這套敘事，在中國周邊加強軍事部署、拉攏盟友構建圍堵圈、研發針對性極強的作戰系統。面對這種步步緊迫的態勢，中國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應，加強國防現代化建設以捍衛自身主權與安全。而中國的這種正當防衛之舉，又會被軍工複合體及其喉舌解讀為「侵略性」的證據，從而開啟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螺旋。這套機制的危險之處在於，它並非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延續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靠問題而活。

中國的應對，不應是陷入對方設定的「威脅—反應」的邏輯陷阱，並與之進行亦步亦趨的軍備競賽，而應保持戰略定力，一方面堅決回擊不實指責，向世界揭示「中國威脅論」背後的利益驅動；另一方面，更要集中力量發展自身，以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和國防現代化的穩步推進，作為應對外部風雲變幻最堅實的壓艙石。當中國足夠強大、足夠清醒時，任何被製造出來的「威脅敘事」，都將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