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培勳 中國僑聯青委
筆者近日到訪湖南芷江。說來慚愧,這個名字過去並未真正進入筆者關注視野,但正是在這個並不起眼的小城,中國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幕——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陸正式簽署投降書。歷史在此定格,中國人在經歷八年浴血抗戰後,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抬起了頭。
芷江受降,並非一場簡單的儀式,而是一場極其莊嚴、嚴謹、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1945年8月,日本陸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在此代表日方簽署投降文件。這不是海外戰區的間接安排,而是在中國土地上、由中國軍隊主導的受降。這一刻,既是抗戰的終章,也是民族尊嚴的復歸。
行走在芷江抗日勝利受降紀念館內,歷史並不喧嘩,卻令人久久不能平靜。斑駁的史料、嚴整的受降流程復原、細緻的文獻紀錄,都在提醒後來者:這場勝利從來不是輕而易舉。中國付出了超過三千五百萬軍民傷亡的巨大代價,才換來這一紙投降書。
芷江的意義,還不僅於此。這裏曾是中國重要的航空樞紐之一,也是飛虎隊活動的重要區域。在中國空軍處於絕對劣勢的年代,美軍飛虎隊協助中國建立空中防線,參與機場建設、飛行訓練和作戰支持,為中國空軍爭取了寶貴的生存與成長空間。芷江空軍學院的存在,正是中國從被動挨打到逐步具備空中反制能力的歷史見證。
這種從極端劣勢中奮起的歷程,今天看來尤為值得珍視。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內的日本政客不時發表錯誤、危險言論,再次觸動歷史傷痕。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有幸來到芷江,更加深切體會到:歷史從不是用來消費仇恨,而是用來警醒未來。
對香港而言,這段歷史同樣並不遙遠。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歲月,是香港社會無法迴避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烏蛟騰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化人士,還是港九大隊的艱苦鬥爭,香港在全民族抗戰中從未缺席。只是,在快速城市化與世代更迭之下,這些記憶需要被更系統地保存、講述與轉化。
從粵港澳大灣區的視角看,將國家級抗戰記憶設施蘊藏的精神內涵與香港的抗日歷史資源進行串聯,本身就具備現實意義。一方面,這是對歷史的尊重與延續;另一方面,也為紅色文化、愛國教育與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間。通過系統梳理抗戰遺址、策劃跨區域研學路線、結合現代展陳與數字技術,讓年輕一代「看得見、走得到、記得住」,不失為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徑。
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它建立在對歷史的敬畏之上,也建立在對未來的共同守護之中。芷江受降告訴我們的,不只是勝利本身,更是一個民族在最黑暗時刻仍然選擇堅韌、團結與自強的答案。今天重訪芷江,是為了更清醒地走向未來;記住戰爭,是為了不再重演戰爭;珍愛和平,才是對歷史最好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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