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仁手記】近代香港歷史中的法國要素

近代香港國際都會（cosmopolitan）以及世界城市的地位早已被學界和公眾所認同。對於香港國際元素的探討多圍繞期間的英美元素展開。作為文化交互的節點地段，香港近代歷史的發展脈絡中還包含了許多其他國家與地區的要素與影響。其中，法國人以及法國機構在香港所留下的印記就是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證。

如果說英帝國主義的擴張往往以拓展貿易為緣由，那麼法帝國主義拓張的一個重要因素則與傳播天主教息息相關。這一點在早期來到香港的法國人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早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巴黎外方傳教會（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於1847年自澳門遷至香港設立區域總部，法國修會與教友網絡由此生根。

推動教育與醫療發展

這些宗教團體除了傳播基督教福音之外，還在客觀上推動了香港早期的教育與醫療發展。譬如聖保祿修院（Saint Paul's Church）自十九世紀末起，便在港推展教育與醫療。其名下的聖保祿醫院自1898年營運，素有「法國醫院」之稱。

此外，1894年，法國醫學家亞歷山大·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在香港分離鑑定出鼠疫桿菌，在全球公共衞生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近代法國對於香港最為直觀和顯著的影響莫過於城市建築景觀。其中位於中環的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Former French Mission Building）就是最具典型意義的代表。該建築的前身名為「莊士敦樓」（Johnston House），最初建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後幾經易手，終於1915年，由法國的巴黎外方傳教會購得該建築物並進行重建，作為行政總部之用途。建築風格主打新古典主義建築風貌。該建築後被多個政府部門所使用，包括維多利亞地方法院、香港最高法院以及政府新聞處。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該大樓被用作香港終審法院，直至2015年。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法國政府以及各類機構在香港地區的活動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法國在華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拓展計劃密不可分的。

其中，與英國之間的競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在1887年法國對越南進行殖民佔領後就更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銀行於香港建立了據點，從事貨幣兌換並支持法國商人，以香港作為對抗英國主導地位的橋頭堡。

今日的香港擁有超過二萬五千名法國僑民，構成東亞城市中規模最大的法僑群體。法國企業在香港的進出口貿易及金融領域亦佔有重要地位，而法國的文化教育、餐飲風俗與建築風貌更在城市景觀中隨處可見。

這些現象凸顯一個更深層的歷史脈絡：近代香港的法國元素在宗教慈善、科學醫療、建築景觀與文化外交等多重面向交織，顯示香港作為跨文化的城市節點，長期吸納並再造外來元素，並在此過程中奠定其世界性城市的歷史淵源。

●楊濤羽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