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提倡以較溫和的用詞談論生死,例如以「去了彩虹橋」、「畢業禮」等字眼取代「離世」、「死亡」等傳統表述,但陳裕麗強調,無論災民或受事件觸動的市民都需要情感出口,而非避而不談,「例如很多時選擇自殺的人,並非因病厭世,而是源於孤單與無助。他們渴望有人傾聽、分擔憂慮,卻往往只得到『稍後再談,到時再算』的回應,他們想傾訴的事無人聆聽,又怕添煩添亂,才會感到無路可走。」
華人避談 錯過臨終告別
她提到自己近日在茶餐廳用膳時,遇見一名老師正為一班中學生進行輔導,當時學生談及宿命論,老師亦耐心回應,「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細聽,原來這些中學生已在思考:人既如此脆弱,努力讀書有何意義?一場意外便可奪去生命,這是否宿命?為何災難偏落在這群人身上?這些思考,正是教育的契機。」過去有人誤以為學童自殺只是兒戲,更避談有關議題,但其實無論年紀大小,對死亡的關注始終存在,若總是逃避悲傷,反而會令有需要的人找不到宣洩的渠道。
華人社會對死亡話題長期忌諱,曾在老人科病房工作的陳裕麗舉例說:「我們習慣在親友喪親時說『節哀』,其實即是叫人不要哭、不應表達悲傷。」有時家屬不願在親人臨終前談論生死,反而錯過了珍重道別的機會。
她又提到,傳統觀念認為曾有人離世的地方是凶宅,不宜居住,擔心住宅會因而「跌價」,但病人能在家中離世,也是一種福氣,故有長者會特意選擇在家中或安老院離世。「今次有災民就表示,希望在重建後重返舊地居住,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與離世親人的連結。這也讓我們重新反思:何謂凶宅?一個人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面對生命無常,陳裕麗認為不如坦然面對,她希望透過音樂會等活動,讓大家有機會表達情感,讓情緒自然流露,再慢慢修補事件帶來的傷害,並藉「四道人生」─道愛、道謝、道別、道歉的概念,「將許多平時不敢說的話,透過音樂宣洩出來。當中可能會有情緒、有眼淚,但不代表我們把件事搞到不開心。生命教育,正是讓我們學會如何珍惜每一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陸雅楠

0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