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人網事】鏡頭霸凌

狸美美

刷到一個熱帖：別名「大涼山扶貧專列」的5633次公益慢火車上，一群遊客舉着相機手機的「長槍短炮」懟臉圍拍一名彝族老人。儘管老人表現出明顯的不適和不情願，甚至最後背過臉去遮起來直言「不要拍」，但拍攝者們毫不在意，完全置若罔聞。

這正是典型的以記錄為名的傷害，以藝術為名的冒犯。在一個人人皆可成為攝影師的時代，「鏡頭霸凌」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凸顯。人人都在強調自己的拍攝自由，但拍攝的邊界又在哪裏？

「鏡頭霸凌」是一個相對新生的詞彙，但其所指向的行為卻由來已久。它描述的是一種未經他人同意，帶有侵犯性、審判性甚至惡意，將他人攝入鏡頭並可能公之於眾的行為。它不同於傳統意義上以記錄社會百態為目的、充滿人文關懷的街頭攝影，它的核心在於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和對個體尊嚴的漠視。

從5633次上的彝族老人，到「奇裝異服」的年輕人，從地鐵上睡姿不雅的疲憊打工者，到餐廳裏吃相狼狽的食客，在這些場景中，拍攝者往往自恃站在「記錄者」的道德高地，手握鏡頭，便彷彿擁有了審視、評判甚至「執法」的權力。而被拍攝者，則在毫不知情或無力反抗的情況下，被剝奪了對自己形象的控制權，淪為他人社交網絡上博取流量、賺取談資的冰冷素材。他們的情緒、他們的尊嚴、他們的隱私，在「有趣」「奇葩」「博眼球」的標籤下，被徹底消解。

這種行為的根源，在於拍攝倫理的普遍缺失。攝影，本質上是一種選擇與截取。攝影師決定了取景框裏出現什麼、不出現什麼，以何種角度呈現。這種權力本身就蘊含着巨大的責任。一個有道德感的拍攝者，在舉起鏡頭對準一個具體的人時，內心應當有所叩問：我為何要拍？我的拍攝是否會給Ta帶來困擾或傷害？我得到Ta的許可了嗎，哪怕是默許？

然而，在「流量為王」的互聯網生態下，這種內省式的叩問常常被對點擊率和點讚數的渴望所淹沒。鏡頭不再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變成了獵奇的工具。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不再是平等的人與人的相遇，而異化為「觀察者」與「被觀察對象」的冰冷關係。這種「物化」他人的視角，正是「鏡頭霸凌」得以滋生的土壤。

也許有人會說「公共空間內沒有隱私權」。從法律上講可能沒錯，但法律的底線，從來不應是道德的上限。「法無禁止即可為」，但「可為」是否等於「應為」？一個文明的社會，其秩序不僅依靠法律的剛性約束，更依賴人與人之間基於同理心和相互尊重的柔性契約。當你在公園的長椅上看到一位掩面哭泣的陌生人，法律或許允許你拍下這「充滿故事感」的一幕，但一份最基本的人性善意會告訴你，此刻應該默默走開，將空間和尊重留給那個脆弱的靈魂。這，就是超越法律條文的拍攝倫理。

尤其是，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可以讓「鏡頭霸凌」的危害呈指數級增長。照片一旦上傳至網絡，便開啟了無法控制的「賽博遊街」。成千上萬的「鍵盤俠」可以對照片中的人進行肆無忌憚的評頭論足，發起一場匿名的、無成本的狂歡式審判。對於被拍攝者而言，這無異於一場公開處刑。

這個時代，幾乎人人都手握鏡頭，但舉起它之前，需要重建對「人」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