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公元999年至1062年），字希仁，世稱包公，北宋廬州（今安徽合肥）人。自小接受傳統儒學教育，看重名節，抱負高遠，由此奠定其一生為官處世的堅實基礎。他二十九歲（公元1027年）中進士，獲得入仕資格，授大理寺評事，知建昌縣。但因父母年事已高，包拯辭不赴任，居鄉奉養雙親，盡孝十年後才正式出仕。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包拯任大理寺丞，知天長縣。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起，遷殿中丞，知端州（今廣東肇慶）軍州事，為期三年。
端州施政 清心直道
包拯主政端州期間，曾寫詩自明心志：「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以此清心直道之語自勉。其時端州地區土著俚僚居多，文化未開，生產力水平低下。面對民族多樣、州貧民困的狀況，包拯一方面致力於排洪墾荒、挖井除疾、建造糧倉及修築驛道驛站，另一方面又興辦學校、推行教化。結果令端州「所治方千里，盜賊多有斂息，民樂耕桑」。
端州以出產名硯著稱，每年需向朝廷上貢。然以往知州常按貢數的十多倍加徵硯台，用以贈送親屬及巴結權貴。包拯則嚴令製硯者只按上貢數目製作，不得額外加徵。及至包拯任滿離開端州時，一方硯也不取走，足見其正直清廉。端州官民深感其恩德，遂於宋神宗熙寧年間（公元1068年至1077年）建造「包公祠」以資紀念。
包拯任滿端州返回京城後，任職屢經變動，仕途節節攀升。歷任監察御史、諫官、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尹、三司使，最終官至樞密副使，成為全國最高主持軍政的副長官，地位與副宰相相當。由於官位顯赫，難免引起不少故舊親族奉承請託。包拯遂對熟人故舊、親戚等皆謝絕交結。他曾立下誡條予子孫後代：凡出任官職有貪贓枉法者，在生時不得回歸本家，死後不得歸葬祖宗墳地。
包拯不僅為官清廉，而且敢言直諫。他認為唐代之所以出現貞觀之治，主因在於有唐太宗英明好納諫之主，以及魏徵忠直無隱之臣。他曾選錄魏徵的三篇奏議，上呈宋仁宗閱覽，希望自己能和魏徵一樣，做個直言敢諫的諍臣，亦希望仁宗做個廣開言路的明君。包拯曾向仁宗奏議條陳當今要務「七事」：「大指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錄微過。」仁宗表示認同，對包拯之言多所採納。
包拯擔任監察御史期間，除規諫君主外，亦經常檢肅同僚，糾偏補正，不避權貴，體現其剛烈正直、盡忠盡責的為官風格，為選賢任能及改善吏治作出重要貢獻。
民本為念 固國安邦
包拯深刻體會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重要性。他多次大聲疾呼：「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每當地方出現水旱之災，他即奏議朝廷迅速派員賑災，並且免除當地賦稅若干年。他請求朝廷免除各地一切臨時加徵，曾制止淮南、浙江、陳州等地夏稅折現交納，大幅減輕百姓負擔。
包拯擔心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員素質參差不齊，可能因人廢事，加重民眾負擔。因此他上呈《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奏章，強調慎選地方官吏。包拯認為倘若選官得宜，老百姓自然可以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積累資財。民富則國富，民安則國安。後人評價包拯時說：「公上裨帝闕，下療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既培民本亦固國基，實為與國與民兩利之舉。
包拯自三十九歲從政至六十四歲病逝任內，可謂鞠躬盡瘁。朝廷追贈其為禮部尚書，並鑑於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故賜謚號「孝肅」。包拯畢生勤政愛民，廉潔公正，剛正不阿，執法如山，被譽為「包青天」，成為後世清官典範。其故事流傳千年，不僅在於其執法嚴明，更在於其以民為本、清心直道的崇高品格，至今仍為世人傳頌與敬仰。
●緩圓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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