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之前,我看過一部電影《利刃出鞘》,講一個小說家被謀殺的故事。像所有這類偵探故事一樣,這部電影在最開始的時候,也花費了大量篇幅介紹牽扯到謀殺案的每一個人。於是,我們就看到了死者的一大家子親戚。你知道,這類故事最終是要讓所有人都惹上嫌疑的。就好像這部電影那樣,所有人的出場,慢慢你就會發現,他們每一個人暗中都與死者有仇。
不過這正是懸疑精彩的地方。謝天謝地,如果沒有這位父親之死,這一群人是怎麼也不可能被觀眾整體關注的。儘管他們在物理上算是一家人,可是卻矛盾重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中充滿偽善。有了這個謀殺案,情況就不一樣了,導演可以有條不紊地介紹他們,而且,還不會導致敘事的枯燥。
死亡在這裏成為一個支點,讓這些人的共同出場合情合理,且人人都是主角。就像電影獎被提名的候選人那樣,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最後的那位花魁,這讓他們有機會被好好地討論一番。倘若沒有這場死亡,要逐一介紹他們就顯得並不必要。因為畢竟他們在不被介紹的時候,也是那樣生活着,既然如此,介不介紹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一場死亡的聚集能力是為了使與之相關的所有人同時出現都顯得有了一個合理的理由。於是,你會發現,偵探本身作為理性推論或者說理性整合一切信息的能力這件事變成了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在一個叫做謀殺的懸念之外,意外構建出了一段複雜關係。
不過,為了讓案子有趣,並給那些被吊足胃口的觀眾一個滿意的答覆,真正的兇手往往是最不像兇手的那一個。誰能很好地塑造出這一點,誰能營造出懸念的最大意外,誰就能獲得成功。所以,你會發現,這些兇手有時候甚至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擁有某個不得不去殺人的動機。
不過這裏你有可能又要被騙了,你會以為兇殺案的動機很重要,其實卻不然。在一個謀殺案當中,人人都有動機殺人,那就不存在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動機探尋了,因為如果作者把每一個人的動機都講一遍,就像很多偵探片所做的,去推斷每一個人殺人的可能性,那麼這樣一來,各種複雜議題就會紛至沓來,又會匆匆而去。所以,人人都有動機這件事反倒讓殺人動機成為次要的。
真正借由殺人這件事提請注意的要點只有一個,那就是懸念本身。或者說,結尾會有雙重意外,一重意外是那個最像兇手的人不是兇手;另一重意外,和第一重意外有關,因為殺人動機最重的人很少被定位為最終的兇手,這就意味着殺人動機,以及動機必然關聯到的那個道德性被脫離了。雙重懸念在這裏既剔除了意外,也忽視了道德,兇殺案便成了一個懸念本體論。一切都為懸念而生,包括那個被神化的偵探,那個被視為勝利的理性,以及那些被叫做動機的背景的顯現,都成為工具性的。這或許就造就了一種結構必然,早在確定了要建構一個懸念,就原初的有一個結構等在那裏。於是,這個故事就離開了作者,變成一種敘事的任務。至於它的本質,是一種為了說而去說。說不是為了說出,而是「說」這個原初慾望本身的體現。懸念僅僅是讓「說」擁有觀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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