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探尋個人命運的《皮囊》，到追問生命意義的《命運》，再到記錄小人物百態的《草民》，作家蔡崇達始終在挖掘人的來處與根系。如今，他在首部童書《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中，將創作的根鬚探向當下最緊迫的議題——在一個精神容易「懸空」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為下一代，乃至為我們自己，重建源自生命與傳統文化深處的精神防禦力量。●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蔡崇達的創作養分，來自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億萬萬個先人」，正如他所說：「這塊土地一直在開口說話，說的都是如何生下來、活下去的話。」而我們的文化，就是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億萬先人所留存的所有生命經驗，當現代人感到孤立無援，其實可以通過與這浩瀚生命經驗的連接來消解，所以「故鄉」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地理名詞，更是「一個方向，一個重新發現和理解自己的方法論」。而在經歷「故鄉三部曲」的漫長探索後，蔡崇達的視線投向了更迫切的當代困境——生命教育的缺失。
藉童書築造精神根基
《我人生最開始的好朋友》講述閩南小鎮裏，童年黑狗達與6隻小動物的成長陪伴故事，交織阿太、爸爸媽媽以及鄉親鄰里的瑣碎溫暖。這本書不僅寫給孩子，也寫給大朋友，探討生命的堅韌、陪伴與離別的意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生命教育存在着一個豐富而有力的框架——天人合一，其實中國人是很擅長跟世界萬物進行連接的，用這本書的說法，是很擅長跟世界交朋友的。」蔡崇達認為，如果將人生局限在狹小的自我體驗裏，人便容易聚焦於當下的缺失與未來的無常，從而滋生孤獨與焦慮。但倘若一個生命體學會了與世界的所有生命「產生內心的相互映照、陪伴和支撐」，孤獨感便會大幅消減，也就為自己構建了一個廣闊而堅韌的精神支持網絡。
他亦分享了創作童書的深層思考，指出童書並非文學「入門文體」，而是「文學的最高形式之一」：「我認為，好的作家都應該嘗試寫好童書。前幾年我不是不想寫，而是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好到可以寫童書了。」在他看來，童書與寓言相似，承載着文學的本質使命。「寓言通過口耳相傳，讓不識字的人也能感知人性、理解世界。而童書正是守在人心最初生長的地方——它必須使用最簡單、最透亮的表達方式。」用簡單文字表達人性根源性問題，恰是童書創作的難度所在。
談及創作的直接推動力，他表示與兩位女兒的成長密切相關，他觀察到，當下社會經濟震盪導致家庭焦慮層層傳遞，兒童過早被灌輸社會性知識，卻缺乏根本的生命教育。「我們急於讓孩子學習，卻忘了教他們如何面對生老病死、如何與陌生的情感和慾望共處。這本書雖然是童書，但第一句話就是講死亡。」他指出，當前青少年精神壓力大，正是因為過度強調知識填充，忽略內心秩序建設。為此，他不僅自己創作童書，更呼籲作家群體積極以創作介入生命教育領域。「在劇烈動盪的時代，我們更需要加固內心根基——如同颱風來臨時，必須加固樹苗的根部。」他期盼以「回歸根部」的寫作，為下一代構築精神防禦的力量。
文化歸根 新枝繁茂
在「故鄉三部曲」中，蔡崇達試圖探討人與故鄉、命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醒人們抓住自己的根系和來處，如此才有力量抵禦風雨。如今，他的觀察已從個人生命的來處，延伸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脈絡。他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正在新一代年輕人身上，完成一場有趣且有力的回歸。他提到就讀國際學校的女兒和她的同學們，最流行的文化活動竟是「盤佛珠」，且書包上必掛一個小木魚。他笑道：「大女兒甚至會在做功課卡住時，拿出從普陀山求來的木魚敲一敲，唸叨『菩薩保佑我趕緊會做』，這畫面挺賽博朋克的。」
由此他發現，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親近，並非來自外部的說教，而是一種發自「DNA裏的文化基因」的呼應。「和我們這一代70、80後相比，他們對傳統文化有更天然的、出於本性的熟悉和喜歡。」他回憶自己成長的年代，社會氛圍是「拚命學習國際經驗」，總有一種向外求索的焦慮。而如今女兒一代，卻在節假日吵鬧着要回到福建老家的小鎮，她嚮往那種不同於城市的「傳統秩序」，亦享受在小鎮的古蹟、古廟間漫步的歸屬感。
文化尋根並非年輕一代的專利，成年人也同樣在向內探尋，向傳統的文化秩序回歸。「你會發現，身邊有愈來愈多的禪修班，也有很多年輕人去寺廟做義工，藉助傳統文化求得內心的某種安定。」他總結道：「現在各地政府對民俗和傳統文化愈來愈重視，老百姓對其也愈來愈喜歡——我覺得這其實是整個國家和民族都在探尋自己的『來處』。這種對根源的探尋，還處於剛剛開始的階段，但人心都已經不自覺地往這個方向走了。」當人們願意回歸本心時，自然能清晰地聽到那來自血脈深處的、熟悉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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