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淑梅
梁家駒教授是首位華人齒科法醫，他解釋牙齒在鑑證方面好有幫助，「其實做鑑證是靠各專科專家的合作，包括化學、毒品、子彈、指模、爆炸品等等，當屍體爛溶溶再找不到線索，此刻，齒科法醫是最後把關，因為牙齒是人體最堅硬的組織，經過高溫、水浸都不破不爛，以一千度火燒也要四五個小時才開始散開，如果是金屬種牙的更要一千三百度，所以可以讓我們取到最後的證據和線索。我在香港大學牙科畢業，後來因興趣到澳洲攻讀齒科法醫。很難忘2004年南亞海嘯，我是負責參與調查的其中一批專家，屍體浸過30多度的高溫海水，身上只有泳衣，飾物也被沖走了，驗明身份也只靠指模和DNA，指模浸一兩日便沒有了。當年DNA的科技仍未太成熟，DNA在1986年開始運用到案件調查上，當年用上的時間和金錢非常多，現在快到十多分鐘便有結果，所以當時的齒科法醫幫了不少的忙。」
「其實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因為他們不知道家人是否真的已經離去，他們根本放心不下，睡房可能永遠都不會收拾，時刻想像他是否會有回來的一天……所以去辨認一位死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那就是尊嚴地還死者一個名份，給他們的家人一個結束和解脫，讓他們可以有新開始，這就是破地獄，生人也要破地獄就是這樣了。」
梁教授是殯儀業的第五代傳人，自小出入殯儀館見慣先人遺體，從來都不害怕，「那時候，阿嫲常說回去過舖頭回家要攬火盆，我說爸爸放工回來也沒有這樣做啊﹗當時很著名的化妝師鄺金枝女士好錫我，她工作時沒有戴手套，見到就會搣我面珠，回想起來當年感染控制實在比較差。其實最初期的殯儀行業是給窮人使用的，有錢人是在家中出殯，還有樂隊遊街。」大家都好奇從事殯儀這個行業是否會比較灰？「其實都有賴從業員的質素，工作時工作，放工時放工。當年行家不會去拜年和探病，因為老人家會介意，現在都已經改變了。」
梁教授面對不同的震撼場面，如何平復自己的情緒？「我完全不緊張，因為我知道正在幫人，面前是一個沒生命的遺體，的確，現場味道非常濃烈，前輩教用藥油或用拜神的香薰一下，我在完成工作後會去焗桑拿，避免太太受影響。」
梁教授入行以來處理過不少的兇殺案件，令受害者沉冤得雪，他沒有硬心腸卻有一顆感恩的心，他多謝家人和太太的支持，更多謝澳洲齒科法醫師傅的教導、帶領和提攜。梁教授看電影也會哭的，但一直強調當做事的時候就要絕對冷靜和科學，因為苦主要靠自己。多謝我們外剛內柔的「法證先鋒」梁家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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