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科教育就是愛國教育

邱逸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

近日，教育局推出高中中史科和歷史科的優化課程框架，一方面為學生「減負」，另一方面則強化對國家歷史與文化的敘述，旨在深化對國家的全面認知，提升文化自信。此舉引來部分聲音質疑，認為這是將歷史教育「政治化」，淪為愛國主義的工具。然而，這種批評恰恰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中學的歷史教育從本質上而言，從來就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知識灌輸，它自誕生之初，就是塑造民族認同、構建「愛國心」最核心的引擎。 與其爭論「應不應該」，不如正視這個古今中外皆然的普遍規律。

許多人有一個誤解，認為歷史是一面客觀還原過去的鏡子，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拂去塵埃，讓真相自行顯露。這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歷史學本質上是一種「敘事」，是對浩如煙海的史料進行選擇、組織與闡釋的過程。選擇什麼、忽略什麼、如何詮釋，其背後必然有一套價值觀與世界觀在驅動，這就是「史觀」。

塑造民族認同的價值敘事

筆者一向認為史觀的作用是為當下服務的，史觀本身不存在對或者不對，只存在有沒有用。每個時代的史觀，如同經濟、政治政策一樣，都會隨着環境變遷而與時俱進，是為了更好地應對當下的挑戰，凝聚社會的共識。

以中國近代的「1840年史觀」為例。這種以鴉片戰爭為屈辱起點，強調百年國恥、救亡圖存的敘事，在二十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效地激發了民族的危機意識與革命熱情，對於建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有用」。而隨着中國邁向「強起來」的新時代，史觀的重心自然會從「苦難敘事」更多地向「輝煌敘事」、「貢獻敘事」傾斜，強調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獨特性，這對於樹立文化自信、應對國際新形勢同樣「有用」。這並非對錯之辯，而是時代需求使然。

歷史教育是國家認同的基石

政治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我們不可能認識國境內的每一個同胞，但我們透過共同的媒介、教育與記憶，在腦海中將彼此聯繫在一起，視為一體。而歷史教育，正是打造這個「共同體」最強大的武器工廠。

試想，美國人為何會為《獨立宣言》而自豪？法國人為何會紀念大革命？這些都是透過歷史教育反覆講述、代代相傳的「創始神話」。它們讓數以億計的陌生人共享一套關於「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的記憶，從而產生了深厚的同胞情誼與愛國情懷。就如若沒有「五月花號」的傳奇，美國人的國家認同將無從談起。

香港在回歸祖國前，兩史教育都有意淡化國家意識，讓學生只看見偏頗政治的零碎片段，卻感受不到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融合和壯大的完整面貌，是失諸偏頗、浮光掠影、沒有內涵的，學生連什麼是華夏，何時有「中國」也不知曉。同時，學生也感受不到中華民族自始就孕育出多元一體的文明，也感受不到中華民族於不同時期的光輝成就和在世界歷史中的先進性。

這恰恰反證，歷史教育永遠無法抽離其價值內涵，更難以變得「客觀」，而是成了另一種政治意圖下導向「疏離」的隱性教育。今天的改革，正是撥亂反正，將斷裂的歷史脈絡重新接上，讓年輕一代能夠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找到自己的歸屬坐標。

愛國主義教育的普遍實踐

批評者常將愛國教育視為特定政體的專利，這其實是無知的雙重標準。縱觀全球，沒有一個主流國家會將歷史教育與愛國情懷切割。

美國從小學到大學，愛國主義教育貫穿始終。學生每日向國旗宣誓效忠，歷史課本充滿對建國先賢的敬仰，對美國價值觀的推崇。紀念陣亡將士，弘揚「美國夢」，這一切都是系統性的愛國教育。

新加坡更是深諳此道。其歷史教育緊緊圍繞「建國史」展開，強調從蕞爾小島到繁榮現代的艱辛歷程，以及多元種族和諧共存的必要性，核心目的就是培育國民對新加坡的認同與忠誠。

這些國家的實踐告訴我們，歷史教育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培育對國家的認同與熱愛。 所謂「純粹的知識灌輸」，對於任何一個希望長治久安的社會而言，都是不願見到的。

因此，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宣稱：中學歷史教育，本來就應該是愛國主義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文明得以延續、一個國家得以凝聚的客觀規律。

歸根結底，今天的課程改革，其深遠意義在於讓年輕一代在全球化時代的複雜浪潮中，能夠清晰地知道「我是誰」、「我的根在何處」。當我們的孩子既能為漢唐氣象而心潮澎湃，也能為近代先賢的救亡圖存而扼腕奮起，並立志為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時，歷史教育的真正目的，也就達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