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城 時事評論員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根據《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在「政府效率」排名世界第二，反映香港公務員整體是一支優秀隊伍，這個成績是李家超上任3年以來，與全體公務員共同貫徹「以結果為目標」理念的成果，值得充分肯定和讚揚。正如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執行部門和人員為數不少，難免會有個別部門出現問題，必須及時查找原因並予以糾正，避免影響社會對政府的整體信任，對公務員造成不公。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有利強化部門首長的責任擔當，清楚強調部門首長須負責建立好管理團隊，並帶領屬下共同做好管理人員和運作系統的工作。
回顧中華民族漫長歷史，吏治絕對是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最艱難的和最複雜的治理環節。李家超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是因應形勢和與時俱進的一個重要舉措。廣大熱愛香港和熱愛國家的仁人志士，須深刻認識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對香港長遠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
鑑古知今，香港過去曾經歷過幾次較大規模的公務員體制改革。在港英時期，由於開埠初期及二十世紀中期，公務員體制改革乏善可陳，故筆者主力談述二十世紀後期較大規模進行的公務員體制改革。
「公僕」理念溯源
在二十世紀中期，英國政府開始為港英政府日後的公務員本地化做工夫，但進度緩慢。直到二十世紀後期，在港督麥理浩的推動下，高級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才開始加快。
1950年代，香港總共有47名政務官，當中只有1位是華裔政務官。1966年，146個政府高層職位中，只有24名由本地人士擔任。發展至1977年，在337名政務官裏面，本地人已佔142人；再到1981年，本地政務官已增至258人。後來直至1993年及1995年，分別出現了第一位華人布政司和財政司。
同時，在麥理浩任內，港英政府因應政治形勢，增設和調整多個重要職位及政府部門，包括將輔政司改名為布政司等，又設立新界拓展署，負責新界開發與規劃等。1978年，由於大批非首長級公務員不滿加薪而發動罷工，港英政府次年成立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以化解工潮。及至1990年代初，末代港督彭定康借鑒當時英國政府推出的「公民約章」，在本港各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政府法定公共組織推出類似的「服務承諾」計劃，引入私人企業的管理理念，公務員不再是以往的「行政人員」，而是要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經理」，希望藉此提升政府服務的效率和加強公務員的問責性。在這改革的背景下，高級公務員的工作，包括加強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以及到議會回應議員的提問，都加強了自身作為「公僕」的責任體現。
高官問責制背景
至於回歸後，連同今次宣布建立的「部門首長責任制」，特區政府總共有3次較大規模的公務員體制改革。
第一要數1999年3月，特區政府發表《公務員體制改革諮詢文件》，通過重整工作流程、精簡程序和架構檢討，把公務員編制數目由2000年1月的約198,000個，遞減至2007年3月的大約161,000個。同時又推行了以公務員公積金計劃，取代長俸制度等。
第二就是2002年7月正式實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改革舉措。此項改革將所有司局長職級，由公務員職位剝離，改為以合約方式聘任，在其管轄的政策範疇承擔所有政治責任，從而提高特區主要官員的責任和擔當。這次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指標性和深遠意義。
部門首長責任制方向
直至本屆特區政府，李家超直面往屆特區政府因應政治形勢問題而未能或無法處理的問題，宣布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從個別部門出現問題入手，查找不足，主要是鼓勵部門的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努力求進。「部門首長責任制」不單強化了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的責任與擔當，也讓更多未被發掘的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有機會被提拔。
古今中外，刷新吏治，主要是打貪和反貪，香港受益於廉政公署等防貪反貪工作，公務員普遍清廉，我們無須為此擔憂。故此，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目標應該集中在兩個重點：第一是向屢犯相關失誤和「躺平」的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問責，鞭策大家努力求進勵治，以及破格提拔有能者；第二是進一步提升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的愛國意識。
關於第一點，施政報告已有具體交代，不須多言。至於第二點，在未來一旦將「責任制」落實好，應與「問責制」結合好，再與「公務員學院培訓課程」打通好，相信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的愛國意識都能夠有一個大幅度的飛躍提升。屆時香港的公務員團隊將會更加優秀。
香港要實現由治及興，必先做好吏治，但始終最為重要的，仍然是需要有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的大力支持，與行政長官一起並肩為愛國愛港事業努力和持續奮鬥。李家超今次提出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對香港而言是一項非常重大的改革舉措，相信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起到巨大正面作用。筆者也堅信，高級公務員和首長級公務員是優秀的，衷心期待「部門首長責任制」如期落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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