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對話袁國勇上篇 應對公共衞生危機，應回到科學本位

在香港大學醫學院，或在更廣闊的香港醫學界和公眾視野中，袁國勇醫生無疑已是傳奇。8月25日，適逢國家科技部公布香港15間全國重點實驗室名單，由袁國勇等領銜的新發傳染病實驗室名列首位。

作為專耕微生物領域的醫學家，數十年來，袁國勇如竭忠盡智的偵探，以顯微鏡為武器，探幽知微、殫精竭慮，持續守衛於香港公共健康防線的最前列。特別是在2003年沙士和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新冠病毒公共衞生危機期間，他所體現出的憐憫心、責任感、領導力，與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贏得了香港各界的普遍讚譽。其聲譽之盛、造詣之深、公眾之信任程度，堪與內地著名醫生鍾南山、張文宏等相提並論。

不過，這位已名揚四海、備受公眾矚目和同行尊敬的醫學專家，行事風格卻頗有出人意料處。最新的一例，是他今年7月出版的傳記作品《顯微鏡下看蒼穹——袁國勇自述》中文版，全書350頁，在敘述完自己的人生章節後，最後27頁居然刊發了一段完全無涉的他人故事。如此出人意料的結尾安排，至少在華人世界的傳記出版領域，罕有其聞。如此至情至性、別具一格的處理方式，在袁國勇近70年人生中其實並非首次，其不恤人言、特立獨行的氣質，早年已多有顯露：

還是1982年，已完成港大醫學院學業的袁國勇，放棄更為知名的瑪麗醫院，而選擇入職當時既小還偏遠的聯合醫院急症科；1988年加入瑪麗醫院時，居然選擇少有人關注的微生物科。「當時的醫學界，人人都熱衷於癌症和心血管病的研究，對傳染病的教研不感興趣。」袁國勇在一個看似冷僻小眾的領域安營紮寨下來，就此投入餘生。

捨康莊大道而另走「窄門」，是一種可彰卻不易領悟的人生智慧。「我曾考慮選擇神經外科作為專科訓練，但我有自知之明，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從後世的視角看，傳染病的研究非常重要。「本港開埠以來，只有地緣政治變化例如戰爭，或瘟疫能癱瘓本港。」1894年香港曾爆發鼠疫，當時香港人口由約20萬驟減至8萬至9萬，其中因染疫去世者接近2萬4千人，多為貧困人口及居住環境惡劣者。

1999年晉升為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後，袁國勇開始研究如何保障本港市民健康及安全，藉此定下未來發展方向：「本部門無能力介入及阻止地緣政治糾紛，但由細菌或病毒所引起之醫治，倒是我們能力範圍內可有所作為之事。」

袁國勇寫道：「我當時已深信在往後的數十年，全球終有一天要召喚這一科的醫學專家，協助化解瘟疫危機，預防爆發，藉此減輕數百萬人受到傳染病的威脅。」

這也是香港以袁國勇為代表的微生物學家和公衞專家們後來成果迭出、在國際上引起重視的開始。他的團隊在《柳葉刀》《自然》《科學》等國際權威醫學和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超過一百篇通過同行評審的科研論文。沙士後，袁國勇團隊發現中華菊頭蝠為類沙士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2020年，由袁國勇和同事撰寫的「新冠具備人傳人能力」之論文發表在《柳葉刀》上，2023年2月，該文被評為《柳葉刀》兩百年來34篇最重大醫學成就及突破性發現之一。這是香港唯一入選論文，另有兩篇為內地學者所撰，其醫學發現之地位與消毒及應用無菌技術進行手術、使用盤尼西林等相若。

由此，香港以沙士科研名世，全球各地學者每逢撰寫有關沙士或新發傳染病之論文，必定引用本港學者之研究。還在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一篇文章就讚稱：「香港大學對沙士及禽流感的研究，令這一地區性大學昇華到國際舞台，而其團隊成員也明白自己任重而道遠，是世界防疫橋頭堡的重要一員。」2007年，袁國勇以其成就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25年7月底，袁國勇教授於港大醫學院一間簡樸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的訪問。白大褂下，袁國勇醫生仍然身着港人熟悉的淺灰外套、紅色領帶，此公眾形象已保持多年不變。看到這，或不免想起卓別林默片中的文明帽手杖、小津安二郎的低度攝影視角、作家李敖的紅色夾克、歌手林子祥的小鬍子。這也是袁教授為人行事的特異之處，或許西裝太嚴肅和拘謹，缺乏想像力，此裝扮應該是一個早已在心靈深處建構起完整超驗世界的科學家，心無旁騖、屏息凝神、盡量不被俗務所擾的具體而微的體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袁教授，您對香港乃至全球流行病醫學的研究貢獻，早為公眾所知。您在自傳中寫2003年沙士疫情開始時，當時的心情是感到「大禍臨頭」。那麼當您了解到2019年底武漢發生新冠疫情時，心情是更沉重了，還是說已有多年的流行病醫學研究做支撐，會好一些？

袁國勇：其實還在2003年3月，我們就已在野生動物的病毒監測方面進行工作，到2005年已找到了蝙蝠沙士病毒株。2007年已發表文章指出，它還會再次出現，因為我們在中華菊頭蝠中，找到了蝙蝠沙士病毒株。根據那個基因排序，它應該是2003年SARS冠狀病毒的祖先親緣病毒，也是2019年SARS冠狀病毒二型的近親。新冠疫情發生時，當時內地有包括高福院士在內的兩位不同學者，幾乎在同一時間發表了關於2019年這次SARS冠狀病毒二型基因的報告。所以當我們得知消息時，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因為早就預料到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當時是否有心理準備，此次新冠疫情未來幾年將非常嚴重，會導致全港、全國、全球都必須推行封閉措施？

袁國勇：回顧歷史經驗，每當有新型傳染病出現時，都會導致全球大流行。通常只有當大部分人都感染過、產生了免疫力後，疫情才會結束。舉一個例子，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球大流行，差不多持續了兩年，直到大部分人感染後才結束。同樣是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疫病爆發，無論是2009年的豬流感，還是1957年的H2N2流感，都差不多兩年結束，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染過。所以我當時就相信，今次應該會持續兩年左右。就看疫苗是早推出或遲推出，疫苗越早推出，公眾越早可以接種，疫情結束就會越早；否則就不會太快結束，而且還要看市民願不願意去接種。這次的情況就是，疫苗大約在一年左右推出，也就是從2020年開始緊急投入研發，到2020年11月疫苗才真正推出。但可惜香港接種速度慢了很多，花了將近兩年，直到2022年1、2月經歷了所謂第五波疫情後，疫情才差不多結束。但因為有清零政策，所以一直到2022年底才全面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這兩次病疫的發生都與食用野生動物有關。是否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控制對野生動物的食用，包括家禽肉類的宰殺管理，類似情況未來還會出現？除了嚴格加強管理之外，還有其他可行辦法和處置手段嗎？

袁國勇：很多事情不能只靠法律來改變。要改變社會風氣，需要教育，很多深層次的思考和價值觀轉變。其中一項，我認為要談愛心。談愛心，不僅僅是對家人，也不只是對朋友、身邊人，還應該珍惜我們國家的野生動物，要尊重牠們的生存空間、牠們的棲息地，保護野生動物。不應該去捕捉牠們、圈養牠們，更不應該屠宰牠們，其實中國有很多美食，豬、牛、羊、雞、鴨、鵝、魚、蝦、蟹，已經很足夠了，這些食物裏的蛋白質，足以讓人類生存下去。

野生動物有牠們獨特的微生物、獨有的病毒，對人類來說是無法適應的。當人類沒有那些免疫力時，你還主動去接觸它，它一進入你體內，你就很容易被感染，而且它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心，要愛我們的鄰舍，要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土地，不要污染它；要愛護我們的野生動物，牠們和人類一樣，都有生存的權利。當我們懷有這份愛心，擁有這樣的價值觀時，這些悲劇發生的機會就會小很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有一個問題，為何2003年香港的沙士疫情死亡率那麼高，當時高居全球第二（1755例呈報個案，299人染疫去世，沙士死亡率17%。數據來自袁國勇傳記P182頁），原因是什麼？2019年底開始的這次疫情，至2022年4月，香港去世人數已達9,000人，其中多是老人。您在著作中也描述說：「這是香港現代史中最嚴重的公共衞生災難之一，將永久烙印在港人心中。」殷鑒未遠，請您分析其中原因。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預防工作做得更細緻，類似悲劇是否就可以不必然發生？

袁國勇：所以我當時（2003年，編者註）真的非常憤怒，也立刻站出來抗議。災難即將來臨，但那個時候不管是哪方面的準備，都幾乎完全沒有。但到了第二次，大家都知道，從2003年到2019年，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政府都做了很多事情，雖然還是很緊張，但比起2003年第一次是更好了。

回到2003年沙士香港的死亡人數，香港的特色是對於檢測非常嚴格，什麼事情都做得非常嚴謹，一個人過世了，只要檢驗出有SARS那個病毒株，就當作是病毒害死了他。但每一個個案單獨拿出來，很多是心臟病發作去世、中風去世，可能和SARS冠狀病毒沒什麼關係，但香港連那些數字都算進去。當年政府被罵得很兇，被說隱瞞，政府於是什麼都攤開來講，全都公開，那就不要再吵了。這樣處理，所以數字就高了很多。但我不相信香港死亡率會比其他地方高。

2022年年初的第五波疫情，很多人感到心灰意冷，其實根本不該發生。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也就是到2022年初前有8個月時間，香港基本上都很正常。但很可惜，尤其是長者們沒有好好把握那8個月的時間接種疫苗，錯過了這個時機，真的很可惜。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最初推出的疫苗，大家都知道科興疫苗，當時藥廠明確表示是提供給比較年輕、65歲以下的人，而且要求沒有長期基礎疾病。這就讓很多市民特別是長者產生了錯覺，以為這些滅活疫苗對長者有危險。其實並不是。藥廠其實是為安全起見，怕將來有爭議，所以才這樣說。但很不幸，這讓香港很多長者甚至年輕人對疫苗都有一種錯覺，覺得打疫苗很危險。

第二個錯誤，是一開始打疫苗時，有長者打完當天就過世了，但他的去世有可能跟疫苗根本沒關係。因為當人年紀很大、七八十歲時，每天都會有人過世，所以你說剛打完疫苗，隔天就去世了，是不是就意味着這個疫苗很爛？其實應該說明白，這位老人去世究竟是什麼原因，公布一位病人在接種疫苗後去世，應一併說明每天他這個年齡層有多少人去世，比如一千人中的去世情況，這樣大家就不會感到恐慌。否則，這樣反而讓「打疫苗是一件危險的事」的觀念，更深植在那些長者心中。

第三點就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很多人認為疫苗是好的，但也有爭執。一些反疫苗人士經常在網絡上釋放信息，散播出去也會誤導人。

香港死了這麼多人，其實很多都不應該，完全是因為對科學理解不足。尤其是在長者之間，科學精神更加缺乏。幾百年前倫敦爆發過一場霍亂疫情，死了很多人，有位科學家畫了幅地圖，把所有死於霍亂的病人在地圖上標出位置。結果發現，絕大部分都在某條街的水龍頭附近。他把那個水龍頭的把手拆掉，讓人沒辦法再抽水，整個霍亂疫情就消失了。就是那口井的水裏有霍亂菌。那時候還不知道有霍亂菌，但他們還是想辦法控制住，為此還建了一座紀念碑。SARS我們有建紀念碑嗎？新冠這次死了這麼多人，有沒有建紀念碑？真的要重新檢討，不把事情弄清楚，疫情還會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對一個細節很感興趣。2003年沙士病毒的天然宿主，您的團隊最終發現是蝙蝠。這是團隊在野外做了大量野生動物病毒監察研究的結果，您也說或許是潛意識受到「熱帶醫學之父」白文信的「蟲媒播病論」的影響。野生動物那麼多，天上飛的也多，怎麼最後就找到了蝙蝠？科學發現純屬偶然，還是也有規律性？

袁國勇：事實上在2003年之前，確實有病毒從蝙蝠傳染到其他動物，傳染到人類。舉幾個例子，一個是尼帕病毒，來自蝙蝠的一種病毒，另外一個是亨德拉病毒，同樣由蝙蝠傳染給人。尼帕病毒是由蝙蝠傳給豬，再傳給人，發生在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印度半島等地。亨德拉病毒源自澳洲，蝙蝠飛到馬來西亞後，接着又傳染給人類。還有其他病毒，例如有一種很接近狂犬病的病毒，叫做尼沙病毒，是由蝙蝠咬了人傳染給人類。還有馬堡病毒、伊波拉病毒，由蝙蝠傳給猩猩，然後傳播給人。所以發現這個病毒不是亂猜，是有依據的。

至於說祖師爺做的研究，對我有多少影響，我也不清楚，不過我相信會有些。港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白文信（Patrick Manson）教授，是研究蚊子的，他從蚊子身上發現了絲蟲，又從絲蟲發現了象皮病，就是腳部的淋巴管會因為這種絲蟲感染而阻塞，導致病人的一隻腳腫得像大象腳一樣。那時他已經意識到，蚊子或是全世界對人類最具威脅性的動物。有些人以為最危險的是獅子老虎，不是，是蚊子。

對我來說，1997年嚴重威脅人類的禽流感，是我第一次參與的戰役。病毒是從哪裏來的？是在野鳥那邊，傳到雞或者鵪鶉那邊，再傳給人類。再就是2003年SARS和2019年的新冠病毒，都一樣，萬變不離其宗，又是蝙蝠傳到果子狸或是其他動物，再傳到人類身上。所以你看，這麼多次下來，來來去去，包括現在正流行的基孔肯雅熱，都是蚊子、鳥類、蝙蝠這些會飛的生物。

我一直在想什麼才叫愛國，第一件事就是要說真話。有人說，你是不是不要講那麼多？或者說話不要那麼尖銳？我完全不同意。在一個公民社會裏面，每個人都有不同角色，我身為一名醫生、科學家，我有責任把事實和科學證據，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不應該去修飾它，讓它沒那麼尖銳，好讓大家更容易接受，不應該這樣。我要把這件事原原本本說出來。作為研究人員，我對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最深入的，我覺得應該有什麼就說什麼，因為我的角色就是這個。不應該把角色混淆，比如把你的角色摻雜一些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媒體因素，像化妝師那樣，不應該這樣做。那不是我該扮演的角色。只要每一位公民，回歸他本來的角色，一切自然就會達到平衡。

科學真的很重要，法治真的很重要。我書裏面說了一句很特別的話：只要你越接近真實，你就越安全；你離真實越遠，你就越危險。如果你不允許別人提出質疑，不允許別人發表意見，這種時候你才是最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