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袁國勇｜「鹽與光」的醫學人生

在香港大學醫學院，或在更廣闊的香港醫學界和公眾視野中，袁國勇醫生無疑已是傳奇。8月25日，適逢國家科技部公布香港15間全國重點實驗室名單，由袁國勇等領銜的新發傳染病實驗室名列首位。

作為專耕微生物領域的醫學家，數十年來，袁國勇如竭忠盡智的偵探，以顯微鏡為武器，探幽知微、殫精竭慮，持續守衛於香港公共健康防線的最前列。特別是在2003年沙士和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新冠病毒公共衞生危機期間，他所體現出的憐憫心、責任感、領導力，與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贏得了香港各界的普遍讚譽。其聲譽之盛、造詣之深、公眾之信任程度，堪與內地著名醫生鍾南山、張文宏等相提並論。

不過，這位已名揚四海、備受公眾矚目和同行尊敬的人，行事風格卻頗有出人意料處。最新的一例，是他今年7月出版的傳記作品《顯微鏡下看蒼穹——袁國勇自述》中文版，全書350頁，在敘述完自己的人生章節後，最後27頁居然刊發了一段完全無涉的他人故事。如此出人意料的結尾安排，至少在華人世界的傳記出版領域，罕有其聞。如此至情至性、別具一格的處理方式，在袁國勇近70年人生中其實並非首次，其不恤人言、特立獨行的氣質，早年已多有顯露：

還是1982年，已完成港大醫學院學業的袁國勇，放棄更為知名的瑪麗醫院，而選擇入職當時既小還偏遠的聯合醫院急診科；1988年加入瑪麗醫院時，居然選擇少有人關注的微生物科。「當時的醫學界，人人都熱衷於癌症和心血管病的研究，對傳染病的教研不感興趣。」在一個看似冷僻小眾的領域安營紮寨下來，就此投入餘生。

捨康莊大道而另走「窄門」，是一種可彰卻不易領悟的人生智慧。「我曾考慮選擇神經外科作為專科訓練，但我有自知之明，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從後世的視角看，傳染病的研究非常重要。「本港開埠以來，只有地緣政治變化例如戰爭，或瘟疫能癱瘓本港。」1894年香港曾爆發鼠疫，當時香港人口由約20萬驟減至8萬至9萬，其中因染疫去世者接近2萬4千人，多為貧困人口及居住環境惡劣者。

1999年晉升為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後，袁國勇開始研究如何保障本港市民健康及安全，籍此定下未來發展方向：「本部門無能力介入及阻止地緣政治糾紛，但由細菌或病毒所引起之醫治，倒是我們能力範圍內可有所作為之事。」

袁國勇寫道：「我當時已深信在往後的數十年，全球終有一天要召喚這一科的醫學專家，協助化解瘟疫危機，預防爆發，籍此減輕數百萬人受到傳染病的威脅。」

這也是香港以袁國勇為代表的微生物學家和公衞專家們後來成果疊出、在國際上引起重視的開始。他的團隊在《柳葉刀》《自然》《科學》等國際權威醫學和學術期刊上，發表了超過一百篇通過同行評審的科研論文。沙士後，袁國勇團隊就已發現中華菊頭蝠為類沙士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2020年，由袁國勇和同事撰寫的「新冠具備人傳人能力」之論文發表在《柳葉刀》上，2023年2月，該文被評為《柳葉刀》兩百年來34篇最重大醫學成就及突破性發現之一。這是香港唯一入選論文，另有兩篇為內地學者所撰，其醫學發現之地位與消毒及應用無菌技術進行手術、使用盤尼西林等相若。

由此，香港以沙士科研名世，全球各地學者每逢撰寫有關沙士或新發傳染病之論文，必定引用本港學者之研究。還在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一篇文章就讚稱：「香港大學對沙士及禽流感的研究，令這一地區性大學升華到國際舞台，而其團隊成員也明白自己任重而道遠，是世界防疫橋頭堡的重要一員。」2007年，袁國勇以其成就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2025年7月底，袁國勇教授於港大醫學院一間簡樸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的訪問。白大褂下，袁國勇醫生仍然身着港人熟悉的淺灰外套，紅色領帶，此公眾形象已保持多年不變。看到這，或不免想起卓別林默片中的文明帽手杖、小津安二郎的低度攝影視角、作家李敖的紅色夾克、歌手林子祥的小鬍子。這也是袁教授為人行事的特異之處，或許西裝太嚴肅和拘謹，缺乏想像力，此裝扮應該是一個早已在心靈深處建構起完整超驗世界的科學家，心無旁騖、屏息凝神、盡量不被俗務所擾的具體而微的體現。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拍攝、剪輯：香港文匯報記者 全子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