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頒布《終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 中國人民經過十四年浴血奮戰，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1945年9月16日，駐港日軍簽署了投降文件。香港抗戰始終是全國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因為多種原因，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香港本地的抗戰研究，一直都是一個相對冷門而薄弱的環節。
2005年，正值抗戰勝利60周年，歷史學者詹方瑤決定開始系統梳理香港抗戰史，他之後所完成的論文，豐富了全國抗日研究中對香港抗戰史的記敘。「香港的抗戰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詹方瑤說，「忘掉歷史就等於背叛。」●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當年着手香港的抗戰史研究時，詹方瑤發現當時根本沒有人寫這方面的文章，「香港的抗日記述不多，我就打算在這下點功夫。」那年春節，詹方瑤在香港圖書館遍查資料，歷經半年的研究和收集，最終又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撰寫成文。恰逢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邀請其出席在南京舉行的全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詹方瑤便向大會提交了這篇學術論文。參會人員包括全國研究二戰歷史的學者和專家，《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是這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當中，唯一一篇涉及香港抗戰的論文，榮獲當時學術會議頒發的二等獎。
自發研究香港抗戰
現年92歲的詹方瑤，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期從事世界現代史、二戰史的教學與研究，曾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在北大讀書期間，詹方瑤見過馬寅初校長，接受過多名名師的教誨，其中有史學大家翦伯贊、周一良等。1998年恰逢北京大學百年校慶，詹方瑤作為1956級歷史系推舉的唯一代表，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的慶典大會。從北大歷史系畢業之後，詹方瑤先是做了十多年的中學教員，而後到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曾獲校級教學優秀獎。回首一生，詹方瑤自評：「一直都是教書匠」「帶過的學生，從初中、高中、專科、本科到研究生都有，我的一輩子就是搞學問和教書」。
退休時，詹方瑤作為進步愛國知識分子，獲推薦擔任河南文史館館員，回憶起當年的經歷，他依然難掩自豪，認為是祖國和人民，不斷給予了他進步的舞台，「這一生，我應該算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詹方瑤不無感慨地說，「雖然我不是黨員，但是黨對我的恩情一樣重。」2002年，為照顧年邁長輩，詹方瑤隨家人移居香港。在港期間，他曾受聘於香港珠海書院文史博士生班授課，講授中國近代史。「香港的抗戰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今年正值抗戰勝利80周年，詹方瑤決定再親手把當年寫下的《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一文在電腦上逐字整理下來，「我這個年紀還能自己打字的，不多了。」
學歷史讓年輕人「明理」
詹方瑤認為，「當前香港進行基本法的教育、國安法的教育還是很有成效的」，這些都可以加強香港市民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採訪中，詹方瑤亦提到：「香港教育在歷史方面仍需加強。」一些在香港長大的小朋友，成年後對於中華文化和歷史的了解並不足夠。
在鄭州大學任教時，詹方瑤是河南省內少有的港澳台事務方面的研究學者，「我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這些問題是什麼問題。」他認為，歷史看似是過去的故事，實際上蘊含着十分寶貴的說理價值。他曾在河南省文史館創辦的《中原文史》雜誌長篇連載《台灣史話》。據他回憶，當時很多讀者反映「看到這段歷史才更加清楚，究竟為什麼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他認為，隨着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必須要從歷史的角度理清根本性的源流問題，才能夠讓後輩不只知道「是什麼」，還能明白「為什麼」。「搞歷史得與時俱進，需要為現實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服務。」詹方瑤認為作為歷史學者和知識分子，忠於歷史、忠於祖國自是一種責任。通過一篇篇的著述，影響更多人能夠「以史明理」，更是他作為歷史學者力所能及的一種「幸運」。
對於部分年輕人持有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詹方瑤認為：「歷史是我們的祖先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忘掉歷史就等於背叛。」他迄今仍記得，童年時期在福建泉州，他曾聽到日本的飛機在上空騷擾轟炸，「這就是真實的歷史，是不能忘的。」他表示，每個人都應當學習歷史、應當知道我們的過去，學習歷史應該提到這樣的高度——「背叛歷史就等於背叛祖國，就等於背叛我們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我們過去光榮的歷史、苦難的歷史以及英勇鬥爭的歷史，都應當繼承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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