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 高才通子女教育安排 政府須兼顧公平與吸引力

文、梁海明

在全球高端人才流動加速、區域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將「人才」這一關鍵變量有效轉化為推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增量」，已成為世界主要城市共同面對的戰略命題。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相繼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簡稱「高才通」）等多項人才引進措施，務求提升本港在全球人才市場的競爭力，持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創新科技和專業服務樞紐的地位。

毋庸置疑，「高才通」等人才政策的推出，為本地科研、金融、法律、創科等高附加值產業注入了新動能。然而，隨著政策實施的深入，部分延伸議題也引發社會關注，尤以「高才通」子女在港教育安排較為敏感。坊間部分聲音擔憂，若相關政策設計未臻完善，或將對本地教育資源造成擠壓，影響教育公平，甚至影響本港市民對政府施政公正性的信心。

針對這一情況，特區政府近日已明確規定，自2028/29學年起，所有高才通子女須在港連續居住滿兩年，方可申請八所資助大學及其他專上課程的資助學額，未達要求者將按非本地學生標準繳費。這項安排既回應了社會關切，也體現出特區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兼顧效率、公平與民意的治理能力。

未來，特區政府更有需要進一步在保障教育公平、優化人才服務、回應民意訴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將「人才政策紅利」轉化為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動力。

從政策科學角度分析，關於教育資源分配的討論，本質上是公共資源配置中的政策合法性與社會認知之間的互動張力。根據西方學者施耐德與英格拉姆提出的「目標群體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Groups），政策設計並非單一的技術決定，而是與價值判斷密切相關。不同群體在政策中的獲得感，往往受到其社會形象與公眾認知的影響。「高才通」家庭作為政策新近引入的受益群體，其子女能否享有本地教育資源，不僅取決於其「人才」身份的技術認定，也受到社會對其「貢獻與回報」是否對等的判斷。目前本港部分市民對該群體尚未完全形成一致認同，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資源競爭者」標籤，這種認知偏差若未妥善引導，容易加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社會摩擦。因此，特區政府在回應民意與保障政策吸引力之間，必須作出符合本地實際的策略性選擇。

與此同時，從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出發，子女教育被視為影響人才遷移和定居決策的重要變量。大量中外研究均表明，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往往與其對教育所得回報的預期密切相關。若一地能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順暢的升學路徑與較高的就業回報，便能顯著增強人才家庭的歸屬感與長期發展意願。反之，若教育資源緊張、社會融合難度高，亦可能促使人才家庭作出「再遷移」決策，從而削弱政策吸引力和持續性。因此，教育配套不僅是人才政策成敗的關鍵環節，更是城市吸納高端人才的「軟實力」體現。香港若要在區域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確有必要從制度層面回應「高才通」家庭對教育服務的合理關切。

釋除本地市民疑慮

當然，教育資源本身的稀缺性亦不容忽視。香港的教育體系一向以優質、公平、高效見稱，但在現實操作中，優質學額集中、資源供需緊張的結構性問題長期存在，尤其在熱門校網及資助大學層面更為突出。若「高才通」子女在未設定合理制度前即享有與本地生相同待遇，難免引發本港部分市民對「機會被壓縮」的疑慮。這種擔憂並非排外，而是出於對制度公平與公帑使用效率的關注。因此，社會融合與政策包容雖重要，但亦須以本港市民的教育保障為基本出發點，方能贏得社會廣泛認同。

在此背景下，社會政策理論中的「分化融入」（Differentiated Inclusion）概念或能為特區政府未來的政策優化提供理論支撐。該理論強調，在資源有限的框架下，應通過設定合理門檻、實施分層機制與階段性安排，逐步推進不同群體的融合。特區政府提出「居港滿兩年」作為高才通子女申請資助學額的前置條件，即是一種結構性的包容機制。此舉既保留了高才通家庭參與本地教育體系的機會，也確保了制度設定的公平性、可驗證性與執行可控性。國際上亦存在類似做法，如新加坡要求准居民（PR）滿足一定居住與教育參與條件，英國亦對非本地學生設有限制機制，反映出國際慣例在教育資源配置上的審慎與理性。

除制度門檻外，香港亦可參考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經驗，從供給側優化入手，推動教育資源多元化發展。深圳近年來推行「政府購買教育服務」機制，透過財政補貼向優質民辦學校購買學位，以緩解公辦學校壓力並提升整體教育供給能力。特區政府亦可考慮設立「人才子女就讀資助計劃」，鼓勵符合一定條件和標準的「高才通」家庭優先選擇本地國際學校或具質素的私立教育機構，並通過財政補貼方式予以適度支持，以滿足人才家庭多元化的教育需求，同時有效紓緩對本地學位資源的直接壓力。在此基礎上，亦應適時推動本港部分具備條件的高等院校逐步擴充學額，通過校園改建、增設教學設施、優化師資比例等措施，穩步提升資助學位供給，實現以「增量調節」促進資源平衡的政策導向，為本地及非本地學生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提升教育供給的同時，完善的人才家庭綜合服務體系亦不可或缺。特區政府可考慮設立「人才家庭支援中心」，提供語言適應、文化融入、升學咨詢與心理支援等一站式服務，協助「高才通」家庭更順利地融入社區與教育體系。正如社會學家庫爾特·勒溫提出的「團體動力學」理論指出，個體在不利環境中難以發揮最大潛能，而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則能顯著提升其績效與忠誠度。對「高才通」家庭而言，特區政府教育政策的溫度，往往決定了他們對香港的信任度與歸屬感。一個包容有序的社會支持結構，將有助於人才政策的黏性提升及長遠穩定。

檢驗香港人才政策系統性

此外，從政策執行的角度出發，特區政府亦應考慮加強跨部門協同與系統治理能力。根據政策執行學者托馬斯·史密斯的「政策執行過程模型」，政策效果不僅取決於設計本身，還需視乎執行機構的協調力、目標群體的反應與外部環境的支持強度。特區政府或可考慮由副司長層級牽頭，統籌教育局、人才辦、入境事務處等多個相關部門，建立高效的「政策協調平台」，確保信息互通、標準一致、執行有力。同時，應加強政策宣傳與社會溝通，主動發佈學位資源、申請要求、配套措施等信息，增強政策透明度與公眾信任度，避免誤解擴散與「教育民粹主義」情緒蔓延。

歸根結底，「高才通」子女教育安排並非孤立個案，而是對香港整體人才政策系統性、公平性與可持續性的集中檢驗。在全球高層次人才爭奪加劇的當下，香港若能在維護本港市民合理利益的同時，以制度創新釋放政策紅利，必將進一步鞏固城市核心競爭力，實現「引才、留才、用才」的良性循環。教育作為人才政策最關鍵的配套支點之一，既關乎家庭決策，也關乎社會融合，更關乎城市的未來發展。特區政府若能在此基礎上持續完善制度、凝聚共識、穩步推進，將為「人才強港」戰略注入更為堅實的制度支撐。

《禮記》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在新時代國家發展格局中，香港肩負建設國際人才中心與科技創新高地的重要使命。妥善解決「高才通」子女教育問題，既是當前政策優化的考題，也是未來治理智慧的體現。若能處理得當，既能回應本地關切，也能穩住人才預期，必將把「關鍵變量」真正轉化為推動香港經濟、社會進階發展的「最大增量」。

（作者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