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於東北的抗日游擊隊戰士。
●王鈞肖像 受訪者供圖
●江橋戰役令日軍損失慘重。圖為日軍屍體被牛車拉向後方。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翻拍
●日情報機關有關馮占海計劃襲擊吉林白城的文件。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翻拍
●被抗日武裝炸毀的日軍火車頭。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翻拍
●王鈞之子王可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編者按】2014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提出「抗戰14年」概念,指出「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並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再次強調「十四年抗戰」歷史觀,同年的「9·3閱兵」中,習近平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經過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全面肯定了「十四年抗戰」的歷史地位。相較於「八年抗戰」,「十四年抗戰」補足了1931至1937年中國軍民的抗戰歷程,更體現出在抗戰初期東北迅速淪陷的背景下,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敵後展開的史詩般艱苦卓絕的鬥爭。

1931年,帝國主義日本不再滿足於日俄戰爭勝利所承接的俄佔中國東北特權,以「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編者註)步步緊逼,揭開了侵華戰爭序幕。面對十數萬東北軍避戰而逃,日軍僅用四個半月即佔領東北全境並建立偽滿洲國。中共於淪陷區內,迅速展開地下工作與武裝鬥爭,積極組織群眾並與愛國東北軍將士及綠林好漢統一戰線一致抗日,建立根據地以游擊戰對抗日軍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權。●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九一八」事變次日,中共滿洲省委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份公開的抗日宣言,也被稱為「九一九宣言」,中共中央也於次日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行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呼籲全國工農兵和勞苦民眾團結起來,進行武裝抵抗。

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外事課內部刊物《外事警察報》在1935年初刊載的「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一文稱:9月23日,(中共滿洲省委)又發出《關於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提出「赤化」東北軍隊、發動兵變、建立紅軍。

消焰器充機槍繳偽軍械

1932年春,日寇侵佔黑龍江湯原縣,同年10月,中共領導的湯原游擊隊成立。18歲的王鈞在聽聞貨郎有關游擊隊抗日的消息,便下定決心尋找並加入了由中共黨員李兆麟所領導的湯原游擊隊。「怎麼才能打鬼子?搞槍!」東北抗聯第六軍第十二團政治部主任王鈞之子王可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回憶父親曾多次給他講的游擊隊故事。

「那時候,游擊隊總共才40多人,但沒有槍。我父親因頭腦比較靈活,就被派去打日偽據點。」王可立說,「父親他們一行十多人到了據點外,按照之前的分工,六七名隊員扮成農民與據點附近的商家討價還價,另外三五個人背着糞筐在周圍裝作拾糞。」

王鈞和隊友翁大成看準時機,靠近哨兵迅速掏出匕首下了哨兵的武器,帶頭衝入了院內。「翁大成有一個機槍消焰器,他把這個插在步槍槍管上捅進窗戶。」王可立說,先前進院的隊員衝進屋內大喝,「不許動,你們都是中國人,好好把槍交給咱們,要動,咱這傢伙不客氣。」偽軍們順隊員手指方向看到窗欞上架的「機槍」,乖乖繳了械。「他們想不到,也不敢賭窗外是不是真的有機槍。」王可立大笑說,父親過往講起這段故事,總會說這次行動為抗聯第六軍打下了基礎。

聯合綠林與東北軍抗日

1932年8月中旬,中共黨員張甲洲和趙尚志決定率巴彥游擊隊(見表)聯合其他反日武裝共同攻佔黑龍江巴彥縣城。當時東北軍馬占山部主力已轉移至陝北府谷縣哈拉寨鎮,但仍有部分人馬留守游擊。其中馬占山舊部才鴻猷團在巴彥、呼蘭一帶有約300人。另有一號為「綠林好」的「好漢」也有一支200餘人武裝。經張甲洲和趙尚志的說服教育,才鴻猷與「綠林好」同意聯合抗日,三方約定在8月30日以頭遍雞叫為號,共同行動。是役從黎明激戰至天亮,駐守在城東北部的偽自衛團營長被擊斃,偽縣長化裝從北城壕狼狽逃跑時被俘。游擊隊隨即展開抗日宣傳工作。他們沿街撒傳單,寫標語,組織講演團,並提出「聯合起來,剷除漢奸」、「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團結起來,驅逐日本鬼子出東北」等口號。同時還打開偽縣公署內務局長曹俊義家的糧倉,賑濟貧民。由於游擊隊的政治宣傳工作跟得緊,行動深得人心,所以城內的青壯年紛紛要求參加抗日,使游擊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日刊稱中共掌握東北抗日領導權

日本《外事警察報》在「在滿洲國的中國共產黨狀況」一文稱,這些抗日武裝「開始時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與日軍第二師團交戰,受到很大損失,但仍在延吉山間堅持鬥爭,並成立了蘇維埃政權」。

日本外事協會於1934年編纂出版的《滿洲帝國總覽》一書稱:中共滿洲省委「依然最主動、積極地領導滿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揮的「由工農兵組成的紅色游擊隊」在東北所有抗日武裝中「最為活躍」、「惡性最大」、「有牢固的組織力、領導力和明確的鬥爭目的,沿用了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游擊戰法」、「特別顯著地增長了其力量」。

上述兩份日軍刊物稱:「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現了共產系部隊的活動。」雖然日軍有針對性進行掃蕩,但始終不能摧毀中共的「核心部隊」,並感嘆,「共產系部隊已經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動的領導權」,是為日本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大障礙」、「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