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主任時期的學生，台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台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專訪時，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
徐泓最近一次和許倬雲見面大約是十年前，恰逢許倬雲回台，在台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他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只是簡單敘舊。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擔任台大歷史學系主任，這和徐泓在台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徐泓憶述老師對自己治學等方面的影響：「1964年，老師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徐泓猶記得，許倬雲會盡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來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台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徐泓表示，那些年許倬雲對他的影響還包括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着，有時會拄柺站起身子。後來他在台大改裝了一輛摩托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
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
徐泓分析了許倬雲1970年選擇赴美的原因：「這和當時台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台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他提到，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評的對象之一。「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台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先生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他說。
關於許倬雲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徐泓表示，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台獨」，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也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由此，他認為許倬雲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另外，他提到許倬雲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遇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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