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如何進一步深度融合發展？

文/ 梁海明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邁向深水區之際，筆者調研團隊曾前赴美國舊金山灣區及紐約灣區展開實地考察，嘗試從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中汲取啟示。調研期間，我們特別關注美國東岸費城的失敗案例——一個曾意圖仿效矽谷、最終卻未能建立科技創新生態的城市。費城的經驗提醒我們，若未能妥善處理新舊產業之間的利益平衡，即使資源充足、政策積極，融合發展或將遭遇阻力。

在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融合日益加深之際，如何於經濟、制度與社會層面推進真正意義上的「融合發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課題。然而，融合從來不是簡單的資源調配，而是一場牽涉深層利益格局重構的制度工程。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重要一極，其角色不僅是資本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更應在制度協調與價值共識構建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傳統產業仍是經濟壓艙石

粵港澳大灣區被國家定位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然而從目前的經濟結構觀之，傳統產業依然佔據主導地位。根據廣東省稅收數據，製造業、房地產業、批發零售業及金融業合共貢獻約80%的稅收份額，其中傳統製造業佔比達34%，高技術製造業則僅約10%。這一差距顯示，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發展尚未成為支柱，傳統產業依然是帶動區域經濟與就業的「壓艙石」。

從就業結構來看，傳統製造業的地位同樣無可撼動。數據顯示，廣東電子設備、電氣機械與汽車製造三大行業，合計佔規模以上製造業就業總數的42%，而高新技術製造業的就業比重僅為30%。儘管新經濟推動了平台經濟與物流配送等第三產業興起，但其承載的就業容量與穩定性仍難以與傳統產業比擬。

資本市場的結構性掣肘亦加劇了新經濟的發展困境。小米在港交所破格上市，曾被視為新經濟的里程碑，但其估值最終由2,000億美元大幅下調至500億美元，反映出市場對科技企業的價值仍存保留。傳統投資者主導定價權，令科技新貴在資本市場中處於弱勢，其潛力未能獲得合理評價，亦削弱了新經濟的資金動能。

這種結構性壓力並非技術問題，而是制度與資本文化的深層矛盾。若大灣區未能建構出一套適應新經濟成長的估值邏輯與政策體系，創科企業將難以擺脫「估值困境」，更遑論挑戰傳統產業主導的經濟格局。

當「老錢」拒絕轉身

調研團隊特別關注美國費城的案例，其發展歷程為大灣區提供了一面鏡子。四十多年前，費城曾試圖複製舊金山灣區的發展模式，打造本地科技創新中心。然而，當地的Old Money勢力——如經營化妝品的Perelman家族、食品品牌金湯寶（Campbell Soup Co.）最大股東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以及百年煙草企業John Middleton家族——對新興產業既無興趣，亦無意投入，導致科技產業長期被邊緣化。

這些傳統財團長期壟斷當地資源與政策話語權，形成「資本固化」現象，使得新經濟缺乏資源與制度支撐，最終錯失創科轉型機遇。時至今日，費城仍未建立起具規模的創科生態，成為典型的「錯過了科技浪潮的舊城市」。

這一現象值得大灣區，特別是香港深思。粵港澳大灣區內富豪榜前列者，大多來自房地產、博彩、酒店與家電等傳統行業（如下圖所示）。這些產業雖曾在過去數十年創造巨大財富，但對創科投資的意願與能力仍存疑問。若這些「舊錢」無法轉化為支持創新的力量，則可能重蹈費城覆轍，令區域融合與轉型步履維艱。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若能在制度設計上引導傳統資本轉向創科領域，例如鼓勵家族辦公室設立創科基金、推動傳統企業數碼轉型，將有助緩和新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否則，「新經濟」與「舊資本」對峙的格局將成為融合發展的拌腳石。

傳統產業亦能科技再生

當前政策語境中，「創新」常被簡化為對傳統模式的「顛覆」，但事實上，歷史上眾多成功案例均表明，傳統產業亦可透過科技完成轉型升級。蒸汽機問世後，受益最多的並非發明者，而是能有效應用於製造與交通的企業；沃爾瑪早在六十年代便透過私人衛星優化物流系統，奠定全球零售霸主地位；亞馬遜則藉助雲計算平台，不僅重塑零售產業，更於科技基建領域稱王。

這些案例說明，科技創新並非創業公司的專利，傳統企業若能主動擁抱科技、推動流程與供應鏈升級，同樣能在新經濟格局中贏得一席之地。粵港澳大灣區不應將「新舊」對立化，而應透過政策誘導與制度安排，促進兩者協同發展。

然而，推動協同並非易事。目前高新技術製造業的就業佔比僅為三成，若政策過度傾斜新經濟，將有可能導致傳統產業撤資或外遷，甚至引發就業失衡。因此，所謂「適度有為」，既需為創新企業開路，也要為傳統企業保駕，確保新舊動能平穩轉換。這不僅是經濟策略，更是社會穩定與治理能力的體現。

公共服務短板亟待補課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實力雖已位居全國前列，但若從居民生活質素與公共服務層面觀之，距離「富足社會」尚有一段距離。調研團隊特別關注醫療教育資源，發現該領域的結構性短板值得警惕。

以醫學院數量為例，美國和英國等國家每百萬人口擁有兩間醫學院，德國更達三間。相對之下，擁有約7,000萬常住人口的粵港澳大灣區，其醫學院數量僅為上述國家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遠未達到國際富足標準。

醫學院不僅是醫療人才的培育基地，亦承擔科研與公共衞生服務功能。醫療資源的分布與教育體系的完善，直接關乎居民的健康保障與生活質素。對於期望吸引國際人才、建構高端產業鏈的大灣區而言，醫療與教育服務的不足將成為「軟實力」短板，降低區域的整體吸引力。

未來規劃中，大灣區應更多着眼於「以人為本」的發展視角，不僅要強化硬件建設，更應在醫療、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加大投入。推動醫療資源跨境互通、建立全民健康保障機制、擴建醫學教育體系，將是從「富裕」邁向「富足」的關鍵一役。

融合是一場價值重塑

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不僅是一場經濟資源的整合，更是一場制度創新的實驗、一場社會價值的重塑。從舊金山灣區的成功，到費城的失敗，再到當下本地的融合挑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新舊力量之間的博弈，是區域融合能否成功的關鍵變數。

香港若希望在大灣區發展中發揮更積極作用，不能僅做「中介平台」，更應成為制度創新的推手與價值共識的催化劑。協調傳統資本與創科產業，重塑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體系，構建起一個真正「共融」、「共創」、「共享」的灣區命運共同體，才是融合發展的真正目標。

融合是一場長跑，需要堅定方向與制度耐性。但只要方向正確、策略得當，粵港澳大灣區終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樣板區域，亦可能為全球多制度融合探索提供寶貴的經驗。

（作者為：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