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從一幅古地圖展開的全球史

圍繞一張古代地圖的講解，能否吸引聽眾的足夠興趣，撐起至少一個半小時的公眾演講時間？早前的香港書展，知名學者、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的演講「一幅古地圖中的全球史故事」，應該說實現了這一點。

演講當天，會場的數百個座位坐得滿滿當當。記者所見，這是整個書展期間除學者李歐梵與許子東對談張愛玲、也許還有作家龍應台談台東生活之外，聽眾最多的演講之一。當主持人提問聽眾來源時，不僅有本地市民，還有一多半讀者舉手示意來自內地。

在之後的訪問中，葛兆光繼續侃侃而談，從中國史研究說到全球史的視角，再聊到東南亞及香港史的研究情況。在他看來，海洋會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向，而重視海洋，無法迴避香港。●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一位早年從事古典文獻研究、以中國思想史寫作聞名的學者，何以有如此號召力？一方面，應歸功於他1980、1990年代所寫的多部傳統文化普及學術著作，在傳統教育和文化聯繫被硬生生割斷數十年後，客觀上起到了幫助當時如飢似渴的內地讀者補充知識、賡續文脈的作用；另一方面，亦與他是文革後成長起來一代學者中的表表者，20多年前即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在香港有多年生活經歷有關。是以，本港讀書人對這位壯年成名的葛教授並不陌生。

不過，能以一個看似不動聲色的冷靜題目，吸引眾多讀者坐到最後，亦顯現出題目本身所展現的想像力，以及葛教授的清澈口才和開闊博學的國際視野。演講結束後買書等候簽名的聽眾長龍，從台前一直列隊到了最後一排轉角。

也許葛教授早有預料，此前他已把採訪時間安排在第二天的上午。休整一晚後，年已75歲的葛先生，着一身白色棉麻短袖長褲，身板挺直，施施然準時而至。置書展方備好的長條沙發於不顧，他隨手拉過座椅輕鬆坐下，像是一位和善、好脾氣的飽學宿儒，又要開始擺龍門陣了。

「中國史已經不能封閉起來寫了」

由古地圖展開的研究思路，20年前葛兆光於美國訪學時已演講過。不過，作為研究對象的古地圖早有變化，此次被列入演講主題的古地圖，是一幅藏於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公元1402年由朝鮮人參考中國疆理圖繪製而成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在葛兆光不疾不徐、抽絲剝繭的介紹下，這幅地圖的發現意義，不僅展現了13至14世紀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也展露出今天還只能靠考古、實物發現等方式，才能了解到的中世紀知識的全球傳播狀況。

「很多人在理解歷史時，只把歷史看成是個別國家內部的事，實際上不是這樣。你看這個地圖就囊括了阿拉伯和波斯的知識，也記載了歐洲的知識。然後它傳到了蒙古人那裏，蒙古人傳到了漢族人，漢族人又傳給了朝鮮人，朝鮮人的這幅地圖又傳到了日本。」

從古地圖繪製折射出的知識傳播演化，進入對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研究，正呈現出葛兆光數十年學術趣味的演變。從他成名作《中國思想史》的副標題「中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已可略微窺見他學術生涯的思考方向。他由早年的古典文獻訓練出發，進入宗教研究，再到思想和文化史，最後到世界史，反映了一個有濃厚中國問題意識的學者，從本土再到世界文明版圖中尋找解決之道的求問之徑，「知識交流和全球聯繫，是其中的重點」。

2000年秋，在清華大學執教的葛兆光，以7年時間完成兩卷本大作《中國思想史》，當他準備第三卷1895年後的思想史寫作時，已意識到此後的中國史「已經完全不能封閉起來寫了」，因為「中國不再是一個獨立、孤立的中國，已被整編到整個世界的大歷史裏去了。任何變化都跟外面有關係，這就迫使我們要關注外域，關注周邊。」

到此已可解答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疑問——為何會從古地圖入題？「古地圖是個小事，但它背後體現了一些古代中國對當時世界和中國的認知，然後再想這些認知對今天中國人有何影響。我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古地圖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思想史的材料。」葛兆光說，「回過頭來看，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知識已有了全球交流聯繫的過程，這使得我們要改變過去以國來劃分人民的觀念，這恰恰是全球史研究要做的事。」

從兩個範例看全球史研究

2006年，葛兆光辭去14年清華教職，南下上海出任新成立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籌建研究院之初，葛兆光就定下了「從周邊看中國」、「域外所藏有關中國的圖像資料」等研究方向。「人的眼光都是不斷放大的，1980年代以後我們歷史學家的眼光也同樣在放大。我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就中國談中國，反而講不清楚中國。沒有對照、沒有鏡子的話，很難清楚地認識自己。」為說明這一觀點，他介紹了兩個看似毫不相關、但在全球史演化中緊密相關的例子：一個是發生在7世紀的朝鮮半島，有中國、日本、朝鮮等多方參與的白村江之戰；一個是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事件。

「這場戰爭對中國來說不重要，在《新唐書》、《舊唐書》裏都只有幾句話。可是對朝鮮人來說，這事太大了，因為新羅要取得唐朝的支持，就必須大唐化，採用唐朝的衣服、唐朝的官制、唐朝的文化，最後導致整個朝鮮半島的歷史轉向。而對日本來說，因為戰敗了，改革就只能完成一半。為什麼？因為日本各個地方貴族的軍隊都損失掉了，只得維持貴族的地位，讓各個貴族繼續佔有地盤，這樣中央集權就不能徹底。日本後來的走向，就跟中國不一樣了。」

「所以放在亞洲環境下看，白村江之戰變得很重要。」對日韓相關文獻有研究的葛兆光介紹，「在日本，一提起白村江之戰，很多人都知道，有連篇累牘的研究，2020年甚至是歷史小說暢銷榜第一名。」

另一個例子，是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發。「因火山爆發，當年歐洲成了無夏之年，非常冷，這件事被英國詩人雪萊記在了他的詩裏。同一時刻，北美的波士頓6月下了一場大雪。在中國雲南，那一年天氣特別寒冷，糧食歉收，造成了大饑荒。」葛兆光延伸闡述：「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就跟氣候變化有關，因氣候造成糧食歉收，農民生存困難，法國大革命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葛兆光認為，明清的王朝更替也有類似原因。「為什麼李自成在陝北造反？陝北靠近內蒙，當時鼠疫橫行，同時氣候變化，糧食歉收，陝北出現了饑荒，流民多起來後，開始社會動盪。政府不得不從江南大規模運糧食，南方也怨聲載道，可糧食還是不夠，再加上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整個國家很快被掏空了。滿族軍隊就從東北打了進來。」

「全球歷史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全球史的研究視角，給歷史研究帶來了大變化，我越來越多地感到：全球史是重新認識世界、也是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個很好方式。」葛兆光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