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爾寺遺址見證絲路文化交融 在佛教東傳中國首站聽梵音回響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早前揭曉，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入選。這是自1995年民豐縣尼雅遺址首次入選以來，新疆第12處遺址登上這一代表中國考古界最高榮譽的榜單。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位於我國最西部，經過系統科學發掘、年代最早且存續至今，發展演變清楚、形制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築類型較為齊全的大型獨立式土建築地面佛寺遺址。為呈現佛教初入中國後在西域的傳播及佛教中國化歷程，提供了豐富鮮活的資料。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坐火車自南疆鐵路南下、即將抵達喀什之時，車窗外的荒漠中，「一圓一方」兩座並列的「土墩子」（佛塔）赫然出現，看上去雄偉壯觀，宛若兩枚巨大的印章蓋在蒼茫荒原上。這個被當地人稱為「莫爾」（維吾爾語「煙囪」之意）的地方，就是莫爾寺遺址所在地——距喀什市伯什克然木鄉莫爾村東北直線距離約4公里，位於天山南麓支脈固瑪塔格山東南、恰克馬克河沖積平原上一處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荒涼台地。

從漢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區域統稱為西域。今日的喀什地區古稱疏勒，是絲綢之路西出中亞、南亞的交通樞紐，也是印度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公元10世紀前，佛教屬於當地的主流宗教，對西域乃至全國佛教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隨着伊斯蘭教的傳入並日益佔據主導地位，西域大地的佛教文化遺存逐漸湮沒。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西方列強的所謂「探險家」們在新疆四處侵擾文化遺址，這些西域佛教遺存才又回到人們的視野。

莫爾寺遺址最早的照片是由當時沙俄駐喀什總領事彼得羅夫斯基於1892年拍攝。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等人也曾到莫爾寺遺址進行實地測繪和短暫盜掘。因無重要發現成果，只是被簡單記錄。新中國成立後，莫爾寺遺址在全國文物普查中受到關注，文物保護工作者組織調查隊對佛塔和地面遺存做了測繪、畫圖，留存了數據信息。2001年，莫爾寺遺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着共建「一帶一路」和「文化潤疆」方略的深入推進，2019年起，由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莫爾寺遺址進行了持續近6年系統科學的考古發掘。

佛教初傳中國的典型樣本

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領隊、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肖小勇說，近年來新疆佛教考古成果顯著，但莫爾寺遺址考古過程與成果具有獨特和唯一性，「它提供了一個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典型樣本。」

在風沙肆虐的戈壁上，肖小勇團隊戰酷暑、鬥嚴寒，截至目前共發掘4,600平方米面積，相繼清理出密集的建築群遺蹟，包括兩座佛塔的塔基；含僧舍、迴廊式佛殿、長方形佛殿、講經堂、廚房等在內的18座單體建築共62個房間；兩條連通各建築之間的階梯式踏道；以及石膏佛教造像殘件、漢剪輪五銖、唐開元通寶、泥瓦、龜茲小錢等各類遺物3萬餘件。「有一塊六趾佛足木雕，讓我們聯想到《隋書》中記載的疏勒王『手足皆六指』；有一件面目親和的石膏佛像面部殘片，融合了犍陀羅和中原風格的佛像特徵，這是典型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結果；還有一片長41厘米的佛掌，說明當時的佛像比真人要大出兩倍，由此可見莫爾寺當時的規格。」

結合出土遺物和碳十四測年的結果，可以確定這個主要借助高聳的自然台地而不設圍牆的大型地面佛教寺院，始建於公元1世紀，約9世紀末10世紀初廢棄，大體可分為早、中、晚3個階段。早期（公元1—3世紀中葉）修建了圓塔（覆缽式舍利塔）、山門大道、山門大殿和僅見於喀什本地特徵的獨棟式多室僧房，體現出典型的「西來」風格。中期（約公元4—6世紀）增修西域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廚房、講經堂和方塔等建築，構建出中心廣場。佛教信仰從以舍利塔崇拜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為中心轉變，供奉的佛像形體較小。自公元7世紀開始，莫爾寺規模達到頂峰。這一時期的漢傳佛教特點已經非常明顯。大約到9世紀末10世紀初，這裏的建築經歷過火災和廢棄後人為及風力、水力等自然因素改造等多個過程。

「佛教誕生於印度，傳入西域的時間說法不一，大家都是從文獻記載得出的認識。而莫爾寺遺址以實物證實了在公元1世紀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築，並展示了自漢至唐近千年的布局演變和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脈絡。為追溯我國地面佛寺源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文瑛說。

一片泥瓦佐證歷史

「目前我們所見的遺址規模是唐代莫爾寺進入鼎盛時所達到的，形象地描述，它是一個逐漸發展起來的佛教寺院，早期建築大多經過修補繼續被沿用，所以當時的寺廟就很有歷史年代感。多數寺院建築臨近西南側陡崖分布，顯得高敞、雄偉。建築的內外塗飾白石灰，遠遠看去，是一處由高聳的白色建築群組成的寺院。」肖小勇說。莫爾寺遺址既有印度和中亞佛教傳統，也有喀什當地特色，還反映了中原文化影響，是三者在中國最西部地區深度融合的首次發現，也是絲路文化交流的體現。

肖小勇介紹，莫爾佛塔（圓塔）是高覆缽式土坯塔，採用犍陀羅傳統的窣堵波樣式，作為莫爾寺遺址的標誌性建築，已經屹立了1,800餘年。相隔約60米，由5層塔身和大型台基構成的方形實心土坯塔（方塔），台基邊長39.36米，僅比位於河北省、東魏北齊時期鄴城趙彭城佛寺遺址的佛塔台基邊長小5米，規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級。

2024年，考古隊在遺址新發現一件泥瓦，這是唐代中原地區大型高規格建築中常使用的構件，既凸顯建築的宏偉壯觀、體現某種審美觀念，也有實用價值，是當時建築技術進步和創新的標誌之一。

「它給了我們一條認識當時莫爾寺建築方式和特徵受到中原地區建築風格影響的重要線索。」肖小勇說。據史書記載，唐武則天執政期間曾令諸州各地建大雲寺，包括疏勒在內的西域「安西四鎮」也都曾興建。公元8世紀唐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亦記載，疏勒有漢大雲寺，但它的確切位置在哪裏仍然是個謎。「這件泥瓦為我們推斷莫爾寺曾作為中央政權層面修建的大型佛寺提供了一個重要證據，其所在的這處佛殿有可能就是武則天時期所建的大雲寺所在。是當時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轄的證明。」肖小勇說。

籌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加強保護利用

加強考古成果和歷史研究成果的展示傳播，深入闡釋文物蘊含的中華文化精神和時代價值，可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在對莫爾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同時，文物部門對它的保護和展示利用規劃也在同步進行。

當地文物主管部門制定的遺址核心區保護設計方案已獲得批准並實施，在2021年通過了整體驗收，2024年10月，《莫爾寺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24-2035年）》獲國家文物局批覆。「喀什市莫爾佛寺遺址保護開發建設項目」被列為「十四五」建議項目庫中的文化潤疆工程支撐項目，將圍繞莫爾佛寺遺址建立遺址觀光區和文化體驗區。

在未來，將利用高科技手段，以遺址展示、文物陳列、現場演藝、模擬體驗、影視動畫等多種形式，提升和強化遺址的觀瞻效果和吸引力，讓來自八方的觀眾看到佛教在古代西域的傳播和盛行，欣賞到佛教藝術遺存中體現的中華文明之多元一體、兼收並蓄。

考古發掘「不斷與天氣鬥智鬥勇」

在肖小勇的微信朋友圈裏，有莫爾寺的日出、日落，有時還有星光閃耀的天空。在他的記憶裏，在莫爾寺發掘，就是不斷與天氣鬥智鬥勇。

「暴曬的夏天，想躲會兒陰涼吧，『大土包』上一棵樹都沒有；想搭個涼棚，瞬間就能被大風吹散架；好不容易遇到陰天吧，沙塵又來『欺負』人。」肖小勇記得，有一年，隊裏一個身材嬌小的女學生被突來的大風吹得打了十幾個趔趄，「差點兒就把人吹跑了。」他們只有調整工作時間，天不亮就開工，日落甚至到接近凌晨時收工，白天12時到17時在室內做力所能及的事。

6年時間裏，考古隊走了一批批大學畢業生，又來了一批批新生。他們帶着滿滿的新鮮感和熱忱，在荒蕪的戈壁灘上追夢，踏踏實實地學會探方、清理遺物、裝袋密封、分類存放、畫圖、拍照……

「莫爾寺的發掘成果離不開他們的認真和投入，不放過任何一片微小的遺物、一處痕跡。」肖小勇說。

「覆缽式」為最早佛塔形制

《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最初的佛塔樣式及來由：兩位皈依的商人向佛請示供奉的儀式，佛將外面穿的僧衣疊成方形平鋪在下層，然後脫下上衣、再脫下內衣同樣疊成方形依次鋪在上面；再將食缽倒覆其上，最後樹立錫杖。依照這樣的次序放置上述物品，就成了一座塔。這種帶有覆缽丘的塔，稱為覆缽式塔，是最古早的佛塔形制。

莫爾寺中的圓形塔樣式完全符合《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造塔形制，即在3層逐漸縮小的方形塔基之上，有一個圓形盤，圓盤上為圓柱形的塔身，塔身的頂部是半圓形覆缽丘。方形的塔基四角正對東、南、西、北方向。在覆缽丘的頂部正中有一個1.2米見方的小室，小室底部中心有軸孔，應該是用來支撐上部傘蓋或塔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