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明風和】香港抗戰記憶的歷史建構與青年家國精神的生成

劉智鵬

歷史記憶的現代性重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在歷史的長河中，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地理與文化節點，其抗戰記憶不僅是過去事件的歷史記錄，更是一種精神遺產的現代性重構。本文旨在通過陳述香港抗戰歷史中的青年參與、民眾貢獻以及當代歷史教育的創新實踐，探討香港青年與家國精神之間的深層聯結，並揭示這種聯結在當代社會中的傳承意義。

一、青年群體在抗戰中的角色與家國情懷的覺醒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這一歷史事件標誌着香港青年在抗戰中的主動參與與家國情懷的覺醒。他們在國破家亡的邊緣上，以投筆從戎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家國情懷的真正面貌。港九大隊的資料記載，當年參與游擊戰的人員中大部分是香港居民，其中不少青少年隊員來自今日廣為人知的香港名校。他們放下書包走出校園，在鬧市的街巷中穿梭，在鄉郊的山林中遊走；以青春熱血與敵人武裝周旋，以機智靈巧織就情報網絡，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內涵。

國家興亡，匹夫固然有責，也有不少人家動員眾人，集體投身游擊隊伍；其中表表者有蔡國樑一家、葉文秋一家、黃作梅一家、林展一家、林傳一家和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稱的沙頭角南涌羅家等。羅家11人先後投身抗日游擊隊，當中以羅許月、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四姊弟的表現尤為傑出。 羅雨中組建香港首支民兵隊伍時年僅19歲，其弟羅汝澄成為首批潛伏日偽機關的特工，大姊羅許月則擔任交通站站長，羅歐鋒是大鵬灣的海上英雄。這一全家總動員的抗戰傳奇，不僅突破了階層與身份的桎梏，更彰顯了民族危亡之際青年群體的集體覺醒與責任擔當。

二、民眾抗戰的多維貢獻：超越戰場的奉獻精神

香港民眾對抗戰的貢獻除了在戰場上的鬥爭，也充分體現在文化保護、後勤支援與人道主義行動等多個層面。香港淪陷之際，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已經潛入港九市區，為秘密營救滯港抗日文化人士作出部署。他們的行動得到香港民眾捨命相助，從市區轉運游擊隊員和文化人士到鄉郊地帶，然後引領離境前往內地。其中的感人故事有山寮村長王亞元將廖承志等文化名人藏於家中，其子王志平其後也投身抗日，成為游擊隊交通員；印尼華僑楊竹南獻出元朗客家大宅「適廬」作為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接待了素未謀面的茅盾、鄒韜奮等文化精英。在國家民族陷於危難的時候，這些普通樸素的市民見義即起，以生命為動力，以房產為屏障，構築起文化精英的方舟，為民眾留下保護中華文化的重要印記。

在港九大隊活躍的西貢，赤徑村村長趙丙喜傾力支援游擊隊的行動，動員子侄加入戰鬥，又組織婦女收割柴草、照料傷患。族人趙連勝利用與英軍服務團的特殊關係，將20名印籍戰俘安全轉移，展現了超越種族與國籍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保護游擊隊的生死關頭，烏蛟騰村長李世藩與黃毛應村村民鄧德安以生命詮釋了誓死保障游擊隊安全的諾言，他們以鮮血澆灌了新界山野的紅花，也鑄就了香港民眾抗戰史上最悲壯的篇章。

三、歷史教育的當代實踐：從記憶到傳承的創新路徑

嶺南大學2025年推出的「歷史溫度」教育計劃，通過實地考察與沉浸式體驗，突破了傳統教科書的局限。教師與學生在廣東岩洞中觸摸當年游擊隊的駐紮遺蹟，使塵封的檔案變得鮮活。他們也走訪了大嶼山寶蓮寺住持筏可大師庇護游擊隊員的禪房，抗戰時的彈孔仍然清晰可見。他們也去過昂窩村凌娘救治傷患的芭蕉林生態公園，追慕當年「游擊隊母親」的英烈事跡。這些遺址都成為了今日歷史教育的生動載體。

除了考察體驗，香港地方志中心通過數字化與二次元風格，開發AR歷史地圖與中學生創作的動漫《港九大隊日記》，重新呈現了抗戰歷史的細節與精神。這些創新形式不僅喚醒了年輕一代的情感共鳴，也為歷史記憶的傳承提供了新的路徑。

結論：歷史精神的不朽價值與當代意義

站在太平山頂遠眺，維多利亞港的波光依舊，但歷史的記憶與精神從未遠離。從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戰士在岩洞中刻下的「保家衛國」誓詞，到今日青年在社交媒體發起的「歷史尋根」行動，香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基因始終未變。這種精神的傳承，不是簡單的記憶複述，而是讓年輕人在理解歷史中找到定位，在傳承精神中擔當使命。當每個香港青年都能自豪地說出「我的故事與中國相連」，就是對抗戰精神最好的告慰。

歷史的長河一往無前，但光照人類的精神將永記於心。回顧抗戰，目的並不在於深化國仇家恨，而在於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通過學術探討與實踐傳承，香港抗戰記憶將繼續照亮未來，成為激勵新時代青年擔當家國使命的精神火炬。 （作者為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