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王澍：克制即遠見 為城市發展「留白」

繼5月中旬成都建築師劉家琨的三天行後，來自杭州的建築師、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王澍6月上旬亦在港大待了一周。這是王澍的第二次訪學，作為香港大學邀請的傑出訪問教授，這三年他每年要來一趟港大：或公開演講，或參加學生作品評議，最近是一場師生座談。

王澍和劉家琨，都是普立茲克獎得主。這項創立於1979年、有「建築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全球最主要建築獎項，每年一次，表彰「在世建築師，其建築作品展現了其天賦、遠見與奉獻等特質的交融，並透過建築藝術，立下對人道與建築環境延續且重大的貢獻」。

到今年為止，普立茲克獎得主共54位，華人建築師只有三位：1983年的貝聿銘先生、2012年的王澍，以及2025年的劉家琨。榮登此榜，當然表明都已進入當代建築大師之列。

這是兩位兼具藝術家審美、文人理想和工程師動手能力的優秀建築師的幸運。王澍年輕時飽讀哲學思想著作，劉家琨早年更是心有旁騖的小說家。他們的幸運在於：成長於一個知識分子是「臭老九」、一度「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反智年代，只有極少數有遠見和定力的思想者，才能長期默默無聞地思考和研究，歷經歷史浮沉和歲月滄桑後，居然還能被人看見。要知道，屠呦呦女士是85歲高齡才拿到諾貝爾醫學獎。而王澍獲獎當年，還不滿49歲。今年獲獎的劉家琨則69歲。

這也是中國建築學界的幸運。在經歷了當代中國40年狂飆突進式造城運動後，王澍和劉家琨的脫穎而出，固然是他們的才華天分和苦心孤詣所致，也是近百年來中國城鄉巨變的一個複雜印記。前輩大師貝聿銘受益於長期在美國求學生活，作品和成就也主要來自於海外經歷，而王澍和劉家琨的學習成長和被廣泛認可的建築作品，則全都來自於當代中國的本土建築實踐。他們各自設計的寧波博物館、成都西村大院等別具神思的代表作，是中國社會人心浮蕩、山河變遷背景下，少數兼具藝術家創意、文人心性、行動者能力的知識人的心血凝結之作。也許可以說，他們能獲得世界性的認可和尊重，是天人合一的中國美學文化傳統，結合西方建築理論，再經過本地化探索和實踐後，終於結出的豐碩人文果實。某種程度上，他們用各自的作品，在和時代洪流的對抗中，挽回了一點知識分子的尊嚴和體面。

不過，不管是劉家琨還是王澍，從他們香港行的言行觀察，似都還未沾染國人成名成家後容易滋生的自大腐朽氣，反而仍葆有生氣盎然的少年心性，他們都講話誠懇，目光清澈。兩位的風格個性，當然也有所不同。套用金庸《射鵰英雄傳》的描述，如果說走路虎虎生風的劉家琨更多展露出黃藥師式的孤傲和歐陽鋒的犀利，王澍則兼具洪七公的開闊和南帝段王爺的仁厚，他穿中式衫，好書法，講話溫和，有嚴謹的學者氣質，單看外貌，已是有德行的君子形象。

不過溫和只是皮相。王澍頭腦深處的批判鋒芒猶在，這位1980年代讀書期間曾說「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批判鋒芒橫掃天下的思想者，就曾因銳氣太盛在答辯全票通過的情況下沒得到碩士學位。他以數十年的讀書深思、社會觀察、動手實踐所凝結的睿見哲思，不僅未因時光流逝而減退，反而愈久彌堅。

在他好容易擠出的半小時受訪時間裏，王澍仍然暢言無忌。採訪是在周五傍晚港大建築系師生座談結束後的茶歇時刻進行的。王澍先生找了間教授辦公室，輕輕端起一杯紅葡萄酒，坐下來喘口氣，就開始接受本報記者的訪問。當門輕輕關上，喧嘩的人聲和酒杯的叮噹碰撞，維港的流雲，將到未至的風雨，一時皆暫且遠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怎麼看香港這一兩百年來形成的建築特色和城市風貌？

王澍：從城市規劃的角度，我一直很欣賞香港，100多年了，到今天還能有超過 50% 的土地處在相對自然狀態（編者註：香港已發展土地佔香港總面積的24%，其中住宅約佔7%）。我經常拿這個案例來做比較，比如同樣的城市面積，深圳已經把土地全用完了。這說明香港的城市規劃很有前瞻性和自覺性。人和自然之間要達到平衡，就需要人做一點讓步，做一點忍耐。當然在這種狀態下，香港的高層建築林立，密度極高，但是保留了自然環境。對這點我很讚賞，我在內地常常提出各地城市要向香港學習。

不要小看城市發展和自然環境達到平衡這一點，香港是做了很認真考慮的，包括立法方面的限制。內地城市的這種討論不是說沒有，但基本處在失控狀態，很少見到一個城市說為了保護自然，要留下一半自然環境，哪怕讓其他建築做高密度一點的。1980年代曾有一個很著名的專家，還提議說可以把西湖填掉，這樣市中心就可以造更多高樓大廈了。幸虧當時的杭州市政府沒接納這個意見。

香港的優點，是有長期嚴格的法治根基，能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帶來一個很好的結果，就是大量的老建築、歷史建築因為所有權問題，你沒辦法簡單地拆。所以在香港的中心區，還可以看到大量的老建築，不一定上百年，哪怕是幾十年的，都帶有生活的痕跡，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生活史的連續性。香港的精華在於，香港是一個自覺保持和自然平衡的高密度的混合城市，是不同歷史時期完全不同的功能類型的混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對內地的快速造城運動、出現大量超高型建築有強烈批評。不過，大規模城市化似乎早是常態，這似乎對未來的建築師行業也是一個挑戰。您有什麼好建議嗎？香港這麼一個城市化相對紓緩的城市，是否可以有所鏡鑒？

王澍：內地已經意識到這個做法不行，走不下去了。實際上市場也已經飽和，這種狀態下城市發展也必須尋求轉型。這對中國的城市和經濟而言，都是很難的。過去幾年，有關方面已經明確：城市也好，鄉村也好，接下來的主要方向都不再是大拆大建了，而是城市更新或者鄉村更新。但怎麼做？規劃界、我們建築界，在習慣了大拆大建後，面對城市更新這個話題，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另外從房地產投資來說，和以前也不一樣了。現在小打小鬧的更新是有的，真正大規模的更新，很難說有哪一個案例很成功，我覺得還都在摸索狀態。但這個轉型很重要，如果轉型成功的話，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有更燦爛的未來。

香港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城市更新了，因為不能大拆大建嘛。你想在老建築旁邊造一個新樓，場地很小，就要動腦筋。這都是城市更新中必然要碰到的，這一點上我覺得內地可以再向香港學習。比如香港做城市和鄉村更新的兩個例子：一個是大館。大館屬於比較好的活化例子，這樣的例子其實還蠻多的。並不是說所有建築都要著名建築師做才行，只要不破壞原有的脈絡，做時手腳不要太重，有這個態度我覺得就很好。其實大量的有意思的建築是無名的，我倒是很欣賞很多無名的、小小的、有意思的想法，一個城市裏這樣的東西越多，就越有魅力。另一個是谷埔（編者註：谷埔是新界以北靠近中英街的一個典型的華南村落，還不怎麼通車，港大建築學院王維仁教授在那裏有一個已持續多年的鄉建項目）。維仁隨時和他熟悉的村民打招呼，他的學生則個個眼睛裏閃着光。像這樣的建築師如果有100個，想想看香港會發生什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的北上廣深包括很多二三線城市，這些年來都經歷了一個大拆大建、狂飆突進式的建設過程。而香港的城市發展，用了一百多年時間。您剛才提到的混合城市這個概念，內地現在正開始提倡。從您作為建築學者的眼光來看，這個過程中有何經驗教訓？

王澍：原則上我反對大拆大建，大拆大建對一個地區的歷史和現實生活，破壞性很大。對於正朝現代主義建築方向發展的城市，我覺得不要過度自信。人類沒有辦法用這麼短期的人工方式，來替代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生命歷史，這是不可能的。比如所謂「科學」的城市規劃，就是那種市中心全是辦公樓、郊區全是住宅的功能主義的城市規劃，其實規劃界、建築界從1960年代就已經開始猛烈批判，英國人在1970年代已經宣布他們的所有新城運動全部失敗，他們想了各種方法，想讓新城有生命力，最後還是都失敗了。

但很不幸，別人犯過的錯誤，我們很多內地城市必須自己犯過一遍才能有經驗。這個特別可惜，學術界已經在批判，但還是擋不住這個潮流。所以，一個城市要想健康發展，一定需要兩方面的合力：從上朝下和從下朝上，需要有一個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對香港觀察很仔細，對香港的城市規劃和更新等有正面評價。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模式被內地學習借鑒後也出現了弊端，比如土地財政、賣樓花、狂建高樓大廈等，您對此怎麼看？

王澍：土地財政這個模式可以說是瘋狂的。我在十幾年前就已經說過，這種房地產發展模式就跟吸毒一樣，總有一天會看到要發生什麼，現在就是進入到必須戒毒的狀態了。包括那種高樓大廈模式，主要都是強烈的利益驅動。因為市場其實並不穩定，大家都追求要在那麼快的時間來設計建設變現，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最快速、最大限度的盈利。所有的人都有這個擔心，所以才會形成這樣一種狀態。

我對香港不熟悉，不過我注意到兩個現象：一個是香港好的公共建築不少，不過好一點的公共建築，怎麼幾乎都是外國建築師做的？其二，早期香港包括住宅都有過很有意思的設計，為什麼現在沒了？

其實住宅設計也可以有創新。最早現代建築運動就是一戰後從歐洲的住宅開始的，要給大量的工人提供住處。但隨着越來越標準化，出現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你沒有鄰居、沒有社區了，這些現代住宅跟現代化養雞場、養豬場都成了類似模式。但人是有人性的，人需要有鄰居和社區。住宅設計出現了惰性。

內地城市95%的建築都是住宅，在住宅方面如果沒有聲音，怎麼能說我們是在做建築的創新？！（編者註：王澍在杭州曾設計過6棟100米高的高層住宅。）我起了個名字叫『垂直院宅』。什麼概念？就是我要讓哪怕住在100米高的住戶，仍然能體會到兩層帶院子住宅的感覺。這是我2001年設計的，變成現在市場都在效法的一個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