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到張愛玲 李歐梵×許子東對談文學敘事的宏大與微觀

魯迅與張愛玲的香港因緣，已成為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中不可磨滅的部分—1927年，魯迅踏足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以《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演講，擲地有聲地叩問民族命運；1939年，張愛玲負笈香港大學，經歷烽火歲月的淬煉，不僅催生了《傾城之戀》的亂世傳奇，更形塑其洞穿世相的獨特視角。學界對魯迅與張愛玲的研究雖汗牛充棟，關於二者的並置討論卻並不多見。今屆香港書展，李歐梵與許子東別開生面的對談卻使這兩條平行軌跡交匯—從魯迅穿透時代的宏大敘事，到張愛玲細膩剖析的市井眾生，兩種看似迥異卻又互補的文學視角，恰恰印證了偉大文學的雙重使命：既帶我們抵達遠方，又讓我們看清身旁。●文、攝：香港文匯報者 張岳悅

或許很多讀者心中都有這樣的疑問：雖同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坐標性存在，魯迅與張愛玲的文學氣質與精神向度如此迥異，為何要在此將兩人相提並論？許子東直言：「魯迅的偉大無人質疑，在我看來，張愛玲和魯迅是不可比的，其實茅盾、老舍、沈從文都不在張愛玲之下。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會將魯迅和茅盾、老舍作比較，因為他們都朝着同一個方向——感時憂國，描寫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繼而拯救中國。而張愛玲討論的問題是老百姓怎麼過日子，她說『人生是為了求和諧而鬥爭的，不是為了鬥爭而鬥爭的』。」

李歐梵對此笑稱，學生許子東總有辦法將魯迅和張愛玲的句子搖身一變，變成自己的句子，還能有出奇制勝的效果，而他則想從一個沒人做過的角度去講魯迅，「我提出的題目是『魯迅與世界文學』，後面還要加上一個小附註——我不是要講魯迅在世界文學上所佔的地位，而是想談談他看什麼世界文學的書，以及他那時有沒有想到『世界文學』這個詞？對此我的答案是有，但他沒有直接用『世界文學』這個詞。」

魯迅的「世界文學」視野

魯迅接觸世界文學的契機或許要追溯到日本求學時，他是如何「別求新聲於異邦」？李歐梵就此與學者崔文東探討後得出結論：魯迅轉化了德語與日語「世界文學」的資源——包括文學史、文學理論等——創成其獨特的文學論述。一方面，魯迅吸納世界文學史的框架，重構世界與民族的辯證；另一方面，他採擷多種日語文學理論，建構現代文學觀念。「中國最早的世界文學選本就是魯迅和弟弟周作人合作翻譯、在日本出版的《域外小說集》，當時魯迅認為『世界』就是『域外』。」同時，魯迅深受尼采哲學影響，在日本期間接觸到尼采的「超人哲學」，並在《文化偏至論》中首次系統引介尼采，「魯迅想要以尼采的方式為中國文學開闢新的精神源泉和譜系，他其實是中國最早的現代主義實踐者之一。」

李歐梵又提及《摩羅詩力說》一文，那是青年魯迅以文言文寫成的激情之作，「這篇論文難得不得了，我看了好幾遍還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最近又看了一遍，發現魯迅真是了不起，據我所知的中國作家沒有人像魯迅那般知道得那麼多，那時他只有26歲。」「摩羅詩派」其實就是浪漫派，十九世紀初期盛行於西歐和東歐，魯迅在文中主要介紹並評論了拜倫、雪萊、普希金等浪漫派詩人。「魯迅說，浪漫文學是有魔力的，他也在文中繪出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浪漫文學的系譜。他崇拜拜倫，認為拜倫是一個大義勇為、敢於做任何事情也可以打倒一切的人，拜倫正代表了浪漫主義精神。」

張愛玲精準捕捉小市民心理

李歐梵猜測，張愛玲應該也是會非常尊敬魯迅的。「她或許也會思考，如何才能成為二十世紀的偉大人物？大家都知道她那句『出名要趁早』，那是一個亂世，很多大事都要來了，個人力量是非常微薄的，可是個人還是要活下去，還是要找到作為一個人的生活規律。張愛玲非常注重如何在日常生活裏做一個真正的人，日常生活無非衣食住行。她就是這樣一個人文主義者。」他續說，「張愛玲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可是她的偉大的方式一點不像『五四』，其實她走的還是自己的那條路。她20多歲就寫出《燼餘錄》，簡直是難以為喻，像這種有才氣的人，我們只有頂禮膜拜。」

許子東直言自己喜歡張愛玲是因為其散文《童言無忌》中的對小市民消費心理的精準捕捉：有錢人買東西不問價錢，窮人根本不買不該買的東西，就是在這中間的小市民最痛苦——買不買都懊惱。「我當時一看，這不就是在說我嗎？我那時想買一套音響，想了很久了，突然有一天洛杉磯暴動，我看到廣告後冒着危險開車過去，可是臨到櫃枱前要買的時候還在猶豫。原來我就是小市民。」他認為，張愛玲雖然是從日常生活的感受開始書寫，但其實觸及到了很大的問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小市民當然也是人民。「張愛玲的作品不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她不寫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她寫的就是大部分在商店裏猶豫的小市民。如今她作品的流行，其實代表了我們社會觀念的轉變。」

最孤獨的人卻有最多擁躉

「兩冊《域外小說集》只賣出幾十本，魯迅感到自己的文學革命失敗了。而那時中國正走向一個偉大的時代，於是他回到中國，參加了五四運動，寫下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但他的心情一點都不快樂，他是非常孤獨的。」李歐梵表示，其實在魯迅心目中，文言文比白話文更重要，但身邊的朋友卻都在提倡白話文，「他說，好，你們寫我也來寫。於是他就勉強開始寫白話文，他的白話文自成一體，特別是雜文尖酸毒辣，又充滿深刻的矛盾性。」

「魯迅比較多批判，張愛玲比較多對人性的理解；魯迅叫醒大眾，張愛玲則站在大眾的角度叫板。」許子東說，「同時，他們都比較悲觀，對人性和社會前景都不看好。而弔詭的是，他們都是比較孤獨的人，可是他們卻有最多的擁躉。作家多希望有人熱愛，但是他們都不需要那麼多熱愛，可是他們死後還有這麼多的擁躉。這個現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李歐梵×許子東推薦書單

魯迅《野草》

《野草》是魯迅創作於1924年至1926年間的散文詩集，共收錄23篇散文詩，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哲學深度與藝術先鋒性的文本之一。這部詩集真實地記述了魯迅在新文化統一戰線分化以後繼續戰鬥，卻又感到孤獨、寂寞，在彷徨中探索前進的思想感情。

魯迅《墳》

《墳》是魯迅的一部雜文集，收錄他寫於1907年到1925年間的24篇雜文，《摩羅詩力說》亦在其中。在這些雜文中，魯迅突出地運用史筆，生動形象地引據事實，表達自己的是非愛憎，指陳時弊，論證古今，顯現他不屈不撓與舊勢力戰鬥到底的革命形象。

張愛玲《流言》

《流言》是張愛玲出版於1944年的散文集。其中《燼餘錄》一篇記錄了張愛玲回到上海後對香港戰時生活的回憶，她通過戰爭體驗來洞觀芸芸眾生的生活，反映了普通人求生的渴望與生命的執着，寫出了戰爭環境中人生的真實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