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培勛 原自動駕駛公司聯合創始人 香港瞻行資本創始人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粵車南下」力爭11月實施。「粵車南下」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的挑戰，更是一場價值觀與規則體系的碰撞。作為一位曾參與創立自動駕駛技術企業的香港青年，筆者對深圳和香港兩地的交通文化有切身體會。在香港，交規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在深圳，效率常常成為衡量駕駛水平的重要尺度。這正是自動駕駛面臨最大現實困境的縮影。

駕駛習慣有所不同

在深圳，時間就是生命，這一理念貫穿城市肌理，尤其體現在交通行為中。在這座創新之都，許多司機在「合理」範圍內突破限速早已成為「默認選項」——比如限速80km/h的路段，實際流速可能是95km/h，交警也並非嚴格執法，而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輛按規矩開的車，很可能成為「拖慢效率」的異類，被超車、被閃燈、被鳴笛，甚至引發事故風險。

這種「規矩在，但優先效率」的文化，使得一種潛在共識在司機群體中悄然形成：在一定範圍內突破規則，是「有本事」的表現，是城市效率的體現。問題在於，自動駕駛並不接受這樣的「潛規則」。它識別線道、遵守限速、嚴格讓行，從技術邏輯上，它無視深圳這套「灰色靈活性」。結果就是，一輛自動駕駛車在深，成了「礙事」的標誌，甚至比「闖紅燈」的司機還讓人着急。

與深圳截然不同，香港的交通文化建立在對規則近乎嚴苛的敬畏之上。超速5%已可能被罰款、搶線變道必然扣分，哪怕深夜街道空無一車，司機也鮮少闖紅燈。城市駕駛者對交通規則的信任與服從，讓整個交通系統呈現一種有序的張力。也正因此，香港成為全球少數幾個，自動駕駛「無需過度妥協」也能運行的城市之一。

更重要的是，香港司機與市民普遍信賴特區政府對交通系統的把控，也意味着，一旦特區政府批准自動駕駛試點，人們會有更高的接受度，也更願意協同遵守相關安排。

粵港融合中的制度碰撞

隨着「港車北上」成為常態，「粵車南下」勢在必行，粵港雙向流動加速融合是板上釘釘的趨勢。然而，這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交通連接，更是制度、文化乃至認知上的融合試煉。

相比左右軚對駕駛體驗的影響，效率與規矩之爭更是關鍵。當香港司機北上，習慣依規操作，反而容易成為「效率焦慮」的犧牲品；而當深圳司機南下，「效率習慣」在香港則容易引發罰單甚至衝突。例如，出岔道的習慣在兩地就有非常大的差異，是謙讓還是效率，這是一個問題。給南下的粵車做足香港交通規章制度的培訓相信是必不可少的。

自動駕駛的「制度適應性」是關鍵。自動駕駛不僅是技術系統，更是制度系統的體現者。

若一個城市的交通規則穩定、執行嚴格，自動駕駛就能平滑運行，成為效率提升的工具；但若規則執行模糊、文化鼓勵「邊界操作」，自動駕駛就會成為「文明的犧牲品」——它守規矩，卻被認為「拖慢效率」。

所以，自動駕駛真正要「南下」，並非只是把算法裝上車、拿牌照上路，而是要適應這個城市背後的「潛規則」，或者倒過來說，引導城市開始信任並回歸清晰明確的規則體系。

作為深港融合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我深信粵港之間的協作是不可逆的大勢所趨。但在交通與技術領域，我們應更加坦率地面對兩地之間「規則文化」的差異，不因一方效率高而盲目否定規則，也不因一方守規矩而諷其「慢半拍」。

自動駕駛不是萬能解藥，但它恰好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城市對規則的依賴，也照出了人們對效率的追求。真正的智慧城市，是推動規則本身變得更加清晰、合理與普適。

在這方面，香港也許不是最快的城市，但可能是最適合「走在前面」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