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偉棠 寰宇天瀜投資管理行政總裁、香港都會大學客席講師、註冊會計師、特許金融分析師

過去五十年，香港從製造業主導轉向以服務業為核心，特別是金融服務和消費相關產業。1970年代，製造業佔GDP約30%，主要集中於紡織、電子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隨着1980年代國家改革開放，香港製造業逐步遷往珠三角，製造業佔比在1989年降至18.9%，至1990年代末進一步跌至約10%。

與此同時，服務業迅速崛起，金融、貿易和物流等可貿易服務業的GDP比重從1980年的25.7%飆升至2000年的51.9%。私人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例則保持穩定，1970年代約為60%-65%，近年維持在65%-70%，與美國約68%和英國約65%等成熟經濟體相當。

這一轉變由全球化和中國經濟開放推動，香港憑藉其地理優勢和自由市場政策，成功轉型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1980年代年均GDP增長6.56%，得益於製造業外遷的成本優勢和服務業的快速擴張；1990年代年均GDP增5.1%，則因金融服務業的成熟和區域貿易增長而持續繁榮。

2000年代後，香港進一步鞏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金融服務業佔GDP超過20%，成為經濟支柱。這一結構性轉型提升了勞動生產率，1980年代年均增長4.5%，並使香港經濟更具韌性，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等挑戰。

需探索高附加值和新興產業

當前，香港經濟高度依賴服務業，2023年服務業佔GDP約91.5%，金融服務和旅遊業尤為關鍵。私人消費支出佔GDP約66%，已達到或超越日本約55%和德國約52%等成熟經濟體的水平。但繼續依賴刺激消費和旅遊業來推動GDP增長的策略已顯疲態。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旅遊業對GDP貢獻約5%-8%，但如今即使旅遊業復甦，如2023年因大型活動帶動的遊客增長，其對GDP的增量貢獻仍難以實現突破。

過分聚焦消費忽略結構性問題，如房地產價格高企改變本地消費模式，而居民傾向於在內地消費。此外，旅遊業低附加值特性限制其長期經濟推動力。

香港亟需一次新時代轉型，擺脫對傳統服務業的過度依賴，探索高附加值和新興產業，以應對來自深圳、上海等內地港口的競爭，以及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

香港作為中外橋樑的戰略定位

為重新定位為國家與國際世界的橋樑，香港應避免僅扮演「超級聯繫人」角色，而應專注於連結供需雙方的獨特價值創造。

首先，香港可發展高端專業服務，如國際仲裁和法律諮詢，憑藉健全法律體系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全球聲譽。具體路徑包括建立國際法律合作平台，如亞非法律諮詢組織分支，並吸引全球高端人才。

其次，香港應投資綠色科技和可持續金融，結合金融中心優勢，推廣綠色債券，2025年已發行約1,959.78億元，以滿足全球ESG投資需求。

另外，香港勞動力工作態度和技能亦需提升，年輕一代傾向追求輕鬆工作，缺乏對高強度創新的投入。政府可通過教育改革和創業激勵，鼓勵年輕人投身高附加值行業，如數據分析或高端製造技術，而非僅依賴內地金融科技或AI相關市場競爭。香港的國際化視野和靈活市場是其優勢，應以此打造獨特高價值產業生態系統。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