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嶺南大學的山道上，葉兆言會在黃昏時分散步。蟬鳴穿透亞熱帶喬木的闊葉，這位習慣用南京梧桐丈量時間的作家，選擇以腳步校準着屬於他和香港的空間、時間維度。在嶺南大學給香港的學生們講創意文學課，葉兆言有不少疑惑，也直面一些文學真相的尷尬現場。在最後一節課前，葉兆言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專訪，他透露，已有出版社在邀請他為這段課堂講學經歷寫書，書名暫定為《嶺南十三講》。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給學生上課，葉兆言其實充滿疑惑：文學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雖然確實有那麼一些人喜歡閱讀。葉兆言有一種強烈的感受：文學的真相很多時候是讓人很尷尬的。
創意文學寫作的課堂，有的學生為了學分來，有的學生為了老師「葉兆言」而來，葉兆言明白，文學並不能幫年輕人找份好工作，創意寫作的課堂不一定能產出好的寫作者。
首堂課，葉兆言便給學生們來了一場大型祛魅的開場白。當著名作家老師出現在講台上，葉兆言認為，學生們需要撇去對「成功」「著名」這些詞語的濾鏡，回到一個寫作者的平常心來學習寫作。
抗拒「靈感說」 全力以赴寫作
「寫作和教學也是整理自己的過程。」對於職業作家來說，寫作是一種苦役，需要每日都在桌子前保持書寫這一慣性勞作。葉兆言抗拒「靈感說」，他更相信肌肉記憶般的書寫慣性。
「福克納一生寫了19部長篇，這些著名作家其實留給我一個勞動的形象。」葉兆言曾回憶，如果說祖父葉聖陶和父親葉至誠對他有什麼影響，那就是祖父和父親常年坐在書桌前，一寫就是七八個小時的背影。作為職業作家，寫不出來、寫不下去的狀態是大多數時候。葉兆言對抗的方式簡單且有效：有沒有靈感不重要，就全力以赴地寫。
到2024年初為止，葉兆言出版了5卷短篇小說集、8卷中篇小說集、7本非虛構作品集和14部長篇小說。每日6點多起床，寫作兩三個小時，這是身為寫作者的日常自覺。葉兆言說，這兩年寫着寫着便會有「缺氧」的感覺。因此，日常他的例牌運動是游泳，這是葉兆言在寫作和教學或者外出之餘給自己放空和留白的時刻。
相比南京的室內游泳池，葉兆言喜歡嶺南大學的戶外泳池。他愛仰泳看天。「香港的天空總是出奇地藍，不時有飛機飛過，飛機在香港似乎都飛得很低。」葉兆言也記得1997年赴台灣時從香港轉機，在港停留期間，跟着導遊穿梭在香港黃大仙這樣的景點，認認真真當遊客。「抬頭就看見飛機在房子上飛過去了。」那是屬於葉兆言難忘的香港畫面。
日行一萬步 觀察香港城市景觀
家在南京，那是長江流經的城市；香港駐校兩個多月，在這座被海環繞着的城市，散步擁有更多風景。葉兆言拿出手機看他在朋友圈的日行步數。數據顯示，在港期間，他平均每天步行一萬到一萬二的步數，大概就是每天在學校周邊走上五六公里。「屯門這裏有很多養老院，平日走在附近，很少會看到行人。」有一次，葉兆言走進了富泰邨，這個有十幾棟五六十層樓的社區，卻也只有不多的老年人在樓下閒坐聊天。從散步的圖景來看，葉兆言發現，香港確實也有一種進入了老年社會的感覺。
在香港期間，葉兆言和太太也登過一次太平山頂，國際都市的霓虹在腳下流淌似銀河星光。半個多世紀以前葉兆言的祖父葉聖陶在香港，也看過同一片維多利亞的港灣。不過那時白話文運動剛興起，而現在自己的這一代寫作者，面對的則是AI寫作掀起的浪潮。
浪起浪落間，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代表，葉兆言以其持續40餘年的南京書寫，被公認為南京古城的「文學代言人」。他的寫作不僅深度植根於南京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脈絡，更以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文學實驗，構建起一座虛實交融的文學南京。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好奇葉兆言眼中的「文學香港」是何樣式時，葉兆言說，香港不僅是中文作者在書寫，也融合了很多國際寫作者為它持續表達。不過，他也發覺，為香港寫作的作家們也普遍面臨一種困境：在於文化基因的混雜性。在他看來，英治歷史造成的語言斷層，使粵語文學不得不同時面對文言傳統、英語思維和普通話規範的三重壓力。例如，董啟章《天工開物》中的語言實驗，本質上是在尋找粵語書寫的最大公約數。這種努力與王安憶《長恨歌》中提煉滬語精髓的嘗試異曲同工，都試圖在方言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學語種。
談到香港是否要找到屬於它的「文學母題」這一問題時，葉兆言認為，好的作家不應該去做這樣的思考。但他有理由相信，如果香港出現一個好的大作家，一個特別有成就的作家，那麼他或她就相當於能創造出一個新的香港。就像喬伊斯憑藉一部《尤利西斯》將都柏林提升為世界文學地標，使愛爾蘭文學從地方性敘事躍入現代主義前沿。
「我覺得文學的香港要靠作家來創造，當一個優秀的香港作家出現時，自然就會有一個文學香港存在了。」葉兆言繼續用他的寫作平常心來說，要寫香港，並不是說準備好了怎麼樣的配方、弄些什麼樣的調料，去製造出一部特定範式的作品；而是尊重寫作的那種「水到渠成」的狀態，大家要有理由也有耐心去相信和等待，香港一定也會有這樣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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