嘆高額服務費攤薄利潤 憂「三變二」議價空間更窄

共生還是零和博弈？在數碼經濟時代，外賣平台與食肆之間可互利亦可能互害。外賣平台經濟誕生之初，食肆與平台之間只是簡單合作關係。一方面平台為食肆提供更廣闊市場，打破傳統的地域限制，另方面食肆充當平台的流量與佣金來源，沒有食肆，平台則不復存在。隨着外賣市場日漸常態化，流量變議價籌碼，食肆為支付平台每張訂單約三成的服務費，利潤不斷被壓縮，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圈套之中。不少食肆向香港文匯報反映，平台的議價能力隨着Deliveroo退出，兩強壟斷市場的風險增加，食肆的議價空間收窄。●香港文匯報記者 洪澤楷、廣濟

處於數碼經濟十字路口的一眾商家，是數碼時代的推動者，也是被規劃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走訪食肆林立的旺角花園街、女人街一帶，近八成商戶已接入至少一家外賣平台。不少商家表示，加入外賣平台後令生意額增長，當中有店家生意額的一半來自外賣平台。

不少小店表示，外賣平台雖然為餐廳帶來更多知名度，但也因平台的高額服務費攤薄其利潤。阿燕是一家日式牛扒店店長，她向香港文匯報分享該店由見證外賣平台的四分天下，到目前兩強爭霸，無論是Uber Eats還是現在的Keeta、Foodpanda兩大平台，對該店而言都既愛又恨。

取餐系統常錯 變相重複派單

一方面，平台帶來的生意額增長明顯，最少貢獻一成生意，「現在很多時平台都提供免運費優惠，間接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網上的顧客。雖然疫情期間加速了外賣平台的使用，但按數據來看，現時外賣平台上的生意額甚至要高於疫情期間。」單是其中一個外賣平台，一天間已為該店帶來二三十張訂單，但該平台帶來的煩惱也是最多的。

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該平台的取餐機制存在問題，常因外送員忘記點擊取餐而重複派單，「曾遇過有外送員取完餐後，只在平台點擊『我已到店』按鈕，而沒有點擊『我已取餐』，導致系統錯誤識別該份餐仍未被領取，再次派給了下一名外送員。」

遭外賣員偷餐 追討不了了之

她又批評外賣員質素參差，曾遇過有外賣員利用平台的取餐機制漏洞偷餐，她向平台追討後，卻不了了之，「此前有個外賣員拿完餐，直接就去到公園開大餐。我們把監控、訂單信息反映給平台客服，最後事情也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阿燕認為退出市場的Deliveroo因為有熱線可直接與客服對話，溝通順暢得多，服務也最好，給客人的優惠也最多，「但可能因為高質量服務成本高，鬥唔贏，只好退出市場。」

Noor的餐廳曾經加入Deliveroo、Foodpanda以及Keeta三家平台，一度以Deliveroo對生意額的貢獻最大，佔總體外賣業務近四成。如今Deliveroo撤出香港市場，Noor心中不禁擔心，兩強獨大的局面或令平台減少補貼。

在Noor看來，餐廳的生意額多寡取決於餐廳的食物質素、街坊口碑等因素，而非單純依靠平台便可取勝。再者，Noor認為加入平台並不意味着收入穩定，「有時開住平台都係『睇運氣』，冇訂單就係冇，突然爆單亦試過。但未至於話係主要收入來源。」

為保持合理利潤，家庭式小餐廳不得不將外賣價調高，變相在競爭中處於弱勢，「如果平台肯推出新客優惠等幫補顧客，反而能幫小餐廳引流。等客人試過覺得好，自然會回頭。但平台的服務費令外賣價往往高過堂食，大集團或可以『燒錢』搶市場，家庭式小餐廳根本難以跟隨。」

利潤抽三分一 外賣雙面刃

鄺太現時經營兩間分別設在旺角與尖東兩處遊客密集區的小食店。她認為，外賣平台對現時的生意額幫助不大，生意多寡取決於來港遊客數量。「外賣單有時會一窩蜂湧來，但由於平台服務費佔訂單價格的三成，每單的利潤稀少。比如一份魚蛋22元，平台要抽去三分之一利潤。做又不是，不做又不是。大量訂單來臨時，反而有些阻手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