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行為經濟學角度看特朗普的對等關稅

文/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推出「對等關稅」政策，主張對他國徵收與其對美徵稅水平一致的關稅，以實現所謂的「公平貿易」。這一政策引發全球熱議，傳統經濟學從效率與比較優勢角度質疑其可行性，而行為經濟學則提供了新的解讀路徑。基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乍得·塞勒（Richard H. Thaler）的理論，可從損失厭惡、公平偏好、框架效應和心理賬戶等角度剖析特朗普推出該政策的心理基礎。行為科學和行為經濟學的應用已經廣泛嵌入美國多個政府部門和政策設計中，因此，中國內地和香港或許也可以藉助行為經濟學視角，更精準地理解特朗普背後的動機，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

卡尼曼與美國行為科學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表明，人類在面對損失時表現出比面對同等收益更強烈的情緒反應。在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敘事中，美國被描繪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受害者」，長年遭遇貿易逆差與不對等的關稅待遇。這種「國家層面的損失感」被有效放大，企圖喚起了美國民眾的情緒共鳴。「對等關稅」政策正是對這種情緒的制度回應，旨在通過對稱性懲罰機制滿足美國民眾對「損失補償」的心理需求。

理乍得·塞勒教授在其行為經濟學研究中也指出，人類在經濟決策中呈現出「公平偏好」，也就是即便某種安排在經濟上是有效的，但若被認為「不公平」，多數民眾也會傾向於拒絕它。特朗普所提出的「你對我徵多少，我就對你徵多少」的邏輯，正好直觀地迎合了美國民眾這種公平心理。這種政策在形式上簡單直接，卻在認知層面上極具說服力，使得美國選民們不再從效率角度評估該政策，而是從「是否對等」來判斷其正當性。

卡尼曼教授曾在其著作《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指出，「框架效應」會深刻影響人們對同一問題的判斷。特朗普政府將全球貿易的不對等結構「框定」為「美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結果，將加徵關稅定位為「自衛」而非「保護主義」，從而在道義上佔據優勢。「對等」一詞更是帶有天然的正義含義，使政策從理性爭議中轉移至道德判斷，從而極大增強了政策的情緒動員力與政治號召力。

塞勒教授提出的「心理賬戶」理論更認為，人們傾向於將經濟行為分類處理，形成「賬本式」的思維模式。特朗普對貿易逆差的高度關注，體現出典型的「國家賬本」思維：將每一個國家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收入和支出視為必須平衡的賬戶。這種思維忽視了多邊貿易體系與全球供應鏈的整體性，但卻極具傳播力和政治感染力，使「對等關稅」成為一種「修復賬本」的正當手段。

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人類在面對複雜問題時傾向於使用「啟發式」思維，即依賴簡單規則做出判斷。「對等關稅」正是這樣一種規則：別人怎麼對我們，我們就怎麼對別人。這一邏輯不需要複雜的經濟知識即可理解，極大地降低了政策的信息處理成本。相較於複雜的貿易協定與談判機制，這種「鏡像式」制度更易被美國民眾接受，也便於特朗普政府進行輿論動員和選民教育。

除公平與損失感外，特朗普政策還激活了選民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情緒。行為經濟學研究者指出，情緒狀態會顯著影響人類的判斷。特朗普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等政治口號，將貿易政策轉化為國家尊嚴之戰，使關稅政策不僅是經濟手段，更是一種情緒表達。這種情緒經濟學下的政治動員，使得「對等關稅」政策在特定政治土壤中具備強大的美國民眾基礎。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在傳統經濟學中被批評為非理性，但從行為經濟學和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卻可以視為一種「策略性的理性」選擇。本質上，特朗普並非單純追求經濟福利的提升，而是以貿易手段達成非貿易目的。他深諳選民對公平感、情緒和簡化邏輯的偏好，通過重塑貿易問題的敘事框架，將複雜的政策議題轉化為直觀易懂、直擊人心的政治口號。這種策略雖然可能損害整體經濟效率，但卻顯著增強了政策的合法性與政治可操作性，成為迎合選民心理、鞏固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

「對等關稅」政策的成功傳播與執行，表明在公共決策領域，行為偏差並非政策失敗的障礙，反而可以成為政策設計的工具。政府若能識別公眾在損失厭惡、公平判斷與情緒反應中的心理規律，便可在不違背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提高政策的接受度與實施效果。行為經濟學正從學術理論逐漸成為現實政治與國際關係中的重要解釋工具。

面對美國「對等關稅」政策，中國政府並未採取對等的情緒性回應，而是通過理性克制與政策穩定性進行戰略應對。在行為心理層面，中國政府通過管控輿論、強化專家解讀與多邊外交，有效降低了由損失厭惡引發的社會焦慮。未來也應考慮通過堅持多邊主義與規則導向，展現出政策的可預期性與一致性，這對穩定國內外投資者情緒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政府採取了有節制的「反制」措施，例如在WTO提起申訴、針對美國產品加徵關稅，並加強與其他經濟體的貿易合作。這種回應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的調整，也是一種行為博弈策略——通過避免正面對抗，削弱美國政策的情緒動員效果。同時，中國在國際輿論中塑造了「理性大國」的形象，將中美衝突中的「框架效應」轉向美國自身的政策偏執，爭取更多國際支持。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未來更應堅持自由港政策，不設進出口關稅，維持低稅率與法治保障，以此作為穩定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制度性錨點」。行為經濟學認為，在高不確定性環境中，制度連續性可顯著降低市場主體的認知焦慮。香港通過強化「規則可預期性」，在區域經濟中發揮「緩衝器」作用，既避免被捲入情緒化政策漩渦，又維持了國際資本對其制度信任。

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是當代國際經濟博弈中行為經濟學邏輯的典型體現。這一政策背後的成功，更多來自對人類心理規律的精準把握，而非經濟效率的提升。中國內地與香港未來的應對策略，更應體現出對行為偏差的有效管理與制度理性應對的智慧。這也提示我們，未來全球治理的競爭，不僅是資源與技術的較量，更是對人類心理與行為認知的掌握與運用。